(一)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写道：“(得)俞平伯君廿二日函”，这是他们之间的最早通信。在此之前，1919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香厂浣花春出席新潮社会议时，与早已是新潮社社员的俞平伯见过一面。

    1925年，俞平伯(右二)与朱自清(左二)、顾颉刚(左三)等合影他们真正“相识”是在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本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指出“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他并且表示同意托尔斯泰的观点：“美底概念底游移惝恍，……人们所喜悦的，竟丝毫没有标准。”周作人于2月26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诗的效用》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文学家不必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群众。“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正如托尔斯泰所攻击的美一样”，如“以为文学必须劝人为善”，反会使文学步入歧途［2］。3月27日周作人又致书俞平伯，信中说：“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3］这场争论，涉及到新诗发展的基本方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周作人与俞平伯，则是显示了他们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正如后来废名所说，这时候俞平伯正是“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受着启蒙主义思潮的熏染，做着“时代”的“梦”［4］；而周作人此时已步入中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发生或一程度的怀疑了。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大约也开始于这一时期。据周作人回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5］查周作人日记，1921年11月10日记有“得……武昌冯君稿一本”，这就是他们交往的开端。至于交往初期的情况，周作人语焉不详，只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6］。但废名却有较为真切的回忆：“在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发轫的时候，我正是一个青年，时常有许多近乎激烈的思想，仿佛新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那时同岂明先生见面谈话的材料差不多总是关乎实际问题的居多，我的有些意见他是赞同的，有些意见他每每唯唯，似乎他不能与我同意，但他不打破我的理想。”［7］情况正与这一时期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交往相似：学生远比老师激进，而老师则取宽容态度。

    (二)

    但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师生之间的思想差异终于缩小：不是较为“保守”的老师向较为“激进”的学生靠近，而是相反。废名在前述文章中，在如实地写出初期他与周作人存在的分歧之后，接着就说：“事实终于是事实，我随着中国的革命而长了若干年岁，这里头给了我不少的观察与参照，有一天我忽然省悟……岂明先生一向所取的一个历史态度是科学态度，一切都是事实。”而周作人的“历史态度”又是什么呢?废名解释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他仿佛总是就过去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向，历史上有过的事情将来也还会有……”［8］就这样，历史的反复，五四以后低潮期历史的“故鬼重来”，使一定程度背离了周作人的废名，又跟随他的这位老师陷入了历史循环论，达到了“不能说悲观，亦不能说乐观”的“知命”境界［9］。于是，周作人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里感到了一种“隐逸的”、“温和”、“平淡”而又不免有几分寂寞的“空气”［10］。而在此之后，俞平伯写出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类寻梦的文字，表达一种“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的心境，被周作人选入在燕京大学讲授国文课的基本教材，而此时俞平伯也正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新文学组的讲师［11］。从此，人们分明感到，周作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传人”了。

    于是，就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师生在《语丝》时期的密切合作。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时，俞平伯正在为当月15日病故的岳父料理后事，因此，未能在《语丝》长期撰稿人中列名。1924年底，俞平伯举家迁往北京，从此，在北京东城老君堂79号宅定居下来。1925年1月12日《语丝》第9期首次发表俞平伯的作品《忆之第三十五》；同月16日，俞平伯又与《语丝》同人钱玄同、江绍原、孙伏园、李小峰、章川岛及许钦文等共庆周作人四十寿辰。以后，俞平伯就经常出席《语丝》每月月底的集会。“俞平伯善饮，又善品佳肴，尤其是和情趣相投的朋友们在一起，边谈边说，实在是其乐无穷。”［12］语丝的聚会，给俞平伯提供了与周作人见面的更多机会，自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

    俞平伯在《语丝》上先后发表了12篇作品，这一时期的《语丝》编辑工作主要是周作人主持的。发表于第63期(1926年1月25日出版)的《梦游》是更进一步的“写梦”之作，曾被周作人及钱玄同误认为“明人或清初”的作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俞平伯与郑振铎关于“国耻”问题的论争。1925年6月，正值五卅运动高潮时期，俞平伯在《语丝》第32期发表《雪耻与御侮》一文，强调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对于当时盛行的“宣战”、“经济绝交”等主张提出异议。西谛［13］在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写了《杂谭》一文，不点名地批评了俞平伯的观点(据郑说，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也有同感)，以后双方又在《语丝》著文反复论辩。郑振铎强调“内固然不能不努力整理，外却又不能不同时对待”，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侮的”［14］；俞平伯则主张“因外面的压迫，移目光向内”，并以为不能“迷信群众之力”，“多数人的力诚不可侮，但是多数人背后有少数人牵着线呢”［15］。在论战中俞平伯特意提出的“题外的闲谈”也许是更值得注意的。他说，“热情与冷智，在我以为同样的可爱”，“摇旗呐喊与袖手旁观实在同样的可耻，而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尤觉可厌”［16］。他批评郑振铎：“他的话未必全错，却总搔不着痒处。他说的是门面话，是演说台上的话。我的话即使错了，却是对朋友家人们在书室里说的。他是喜雀，我是老鸹，……然则我的倒霉，岂待西谛驳辩之来而后知哉。”［17］这番“闲话”明显地是为自己辩护，但也触及到双方在思想方法、人生态度以至气质上的某些差异。周作人在这场论战中没有发表直接参战的文章，但他在《代快邮》(载《语丝)第39期，收《谈虎集》)里明确表示欣赏俞平伯“自己谴责”的精神，并且说，“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同样以为“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中国人“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这“才真是国耻”；同样地“不很相信群众”，“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18］。郑振铎(支持者有沈雁冰等)与俞平伯(支持者有周作人)的这场论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内部的某些分歧，他们以后走上了不同道路，从这次论战中是可以看出某些思想上的原因的。

    《语丝》时期废名还是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因此他仅以主要撰搞人的身份出现，并未参加编辑部工作。废名在《语丝》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桥》。废名自己在1926年6月的一篇日记里，曾经提到“我在这四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他因此自己废去“冯文炳”名，自署“废名”［19］。周作人认为，从《竹林的故事》到《桥》，表现了废名创作的两个阶段［20］。按照鲁迅的意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尚能“以冲淡为衣”，表现社会人生的某一角，《桥》以后的创作就“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限于孤寂自我的狭窄范围［21］；周作人则强调“文体的变迁”，即由“平淡朴讷”转向“简洁或奇僻生辣”［22］。这种变迁既是向周作人的“靠拢”，又预示着对周作人的某种“超越”，后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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