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的噩梦》手记

　　　柴　静

　　6月7日

　　孙志刚案的采访刚开始，就被通知做不了了，主任安慰我们：“看看吧，没有别的选题就从广东回来吧。”

　　余仁山把他存了一阵子的猛题翻了翻，说有个广州的戒毒所卖吸毒人员出去卖淫，被公安取缔了。

　　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的人说：“孙志刚这个事已经够……现在的形势你看……市委市政府认为不宜采访。”他咳嗽了一声，加了一句，“要不给你一个特大妇女拐卖案？还有一个刚破获的贩卖毒品案？”

　　给制片人打了电话，张洁支持我们自己调查的想法。我们四个坐在空房间里想从哪儿开始。

　　想起采访孙志刚案，在法庭外等候的时候，有一位路过的蔡姓律师，留下过名片。打给他，请他打听这个案子的经办人。

　　他说“十五分钟后，你等我电话。”

　　下午，我们见到了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王云松。

　　案子曾经在二月公审，两个被拘捕的管教对参与交易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只是职务犯罪。“只是遵守院领导的创收规定。”

　　在此之后，这个案子就没了下文，现在也早已过了宣判的期限。

　　6月9日

　　辗转打听到了晚报的记者赵世龙，才清楚，一年前有一个被戒毒所卖出的女孩阿文，向他报料之后，阿文和他曾伪装成鸡头和卖淫女去买人，在与所长直接交易后，向警方举报，戒毒所才被取缔的。所长拘留了十五天之后，现在还在任。我们通过赵世龙向警方探问，得到的回复是当时交易现场的照片与录音已丢失。

　　只能开始寻找阿文。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

　　阿文曾经在三个月前和赵联络过，说自己在赤岗附近，我们去那儿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司机叹着气说：“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在卷宗里找到了阿文家的地址，她姐姐说已经两年没见她了。迟疑了半天，她才说：“阿文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广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几天每天都要去阿文被戒毒所卖去的康乐村，想去找找线索。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从皮条客和招徕生意的鸡头身边挤过去，头发里都是不知道从哪里滴下来的污水。

　　6月10日

　　我们商量着寻找知情人，赵世龙翻箱倒柜找出一年前院里的退休干部寄给他的举报信，是揭发院长的贪污问题。

　　老先生已经退休了，说不出个所以然，给我们在本上写下个名字，说是所里的职工，有可能对买卖的事知情。

　　没有电话，只能自己找。听说第二工人疗养院的宿舍在怡乐路，我们趁着黑，找了两个小时。按到某一家门铃的时候，应门的人终于说“我是”。那七层楼的台阶，我们是拎着机器身轻如燕地飞上去的。

　　他告诉我们，这些吸毒人员其实都是从派出所买来的，每次五百元到八百元一个，再转手以两千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鸡头。这些年该管的人都来过，“招待得很好，笑眯眯都走了。”

　　所里也贩毒，还打死过十几个人。法医鉴定也做过，有人来闹过，告过，没有用。

　　“孙志刚那个，”他比划了一下“跟我们院里的比起来，毛毛雨。”

　　采访出来，我们开着车在广州漫游，希望能在哪一个街角忽然遇见阿文。

　　6月11日

　　长洲戒毒所现在已经是收治精神病人的康复科。

　　我们从广东台借了设备进去偷拍。为了配合呼和的东北口音，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我二弟进医院。幸好广东人对我的山西口音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的一瞬间，在赵世龙告诉我的位置，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肮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种气味。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喝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忽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呼和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们俩都怔了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夹着偷拍机的海南有没有被逮住。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出门的时候，遇到一群人，走在头里的是昨晚采访的知情人，看着戴着大口罩的我，眼睛一亮，几乎不能察觉地微笑了一下。

　　6月12日

　　今天再到院里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大机器。有院里的职工跟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说：“你们辛苦了。”

　　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

　　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

　　“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空镜拍得差不多了，决定回北京之前还是去一趟阿文家里，想见见她姐姐，留个信给阿文。拿张报纸顶着头在雨里等了很久，她姐没有见我们。

　　6月13日

　　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白天去了广东的几家媒体调查了我们的身份，才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我也希望她跟你们谈一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立刻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距离地看着她。她是个年轻的女人，但是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部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出现重复，在旁边的司机听得睡过去了。不过我很少打断她，因为在这一年多流离失所的生活里，她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过，她只是在噩梦里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卖出来的时候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音。

　　她说：“我也希望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我老是忘不了这句话。

　　6月15日

　　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波音737穿过雨云，冲进蓝色的天空，把头倚在窗上，额角抵着的地方能感觉到澄金一样的阳光温度。

　　我看了一眼睡着的兄弟们，也闭上了双眼。

　　在这样的梦里，不会再回到康乐村。

　　摘自《新闻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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