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翻身农民，陈永贵对于共产党是有感情的，对于党的每一个号召他都从心里拥护，都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他没有多少文化，据熟悉他的人估计，他能够认识的字不超过1000个，能够写下来的字就更少了。这样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理性判断，使他不可能懂得更多的理论是非。但农民的朴素感情告诉他：凡是上级提倡的，就是对的，就应该照着去办。这成了他的一个特点。他作为大寨村的一村之主，在以后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首先来自大寨村民的意愿，而是来自上级的号召。他认为，上级号召的肯定就是大寨人所需要的，即使一时大寨人得不到实际利益，甚至承担一些牺牲，但那肯定也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亚非拉美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年代。从1957年秋天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就是指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采取的一些纠正性措施。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反冒进"的一大成果。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他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提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冒进问题，说就是要和反冒进对立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种气氛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无论是从当时人们的理解，还是党中央所赋予它的确切含义，都是强调高速度。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号召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8年的8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农村。在视察途中，他多次赞扬各地在"小社并大社"基础上新成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并认为这种组织的名称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他在河南省新乡县赞扬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赞赏七里营公社的"一大二公"。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的消息传到了昔阳。毛泽东的赞扬就是对陈永贵的号召，他听了这一消息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到了邻村武家坪，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当时人们的热情都很高，上面对于先进集体又是一路绿灯，也不用搞什么试点、论证。于是陈永贵便一呼百应，几天时间就串通了7个村的几十个代表，成立了昔阳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公社建在武家坪，后来又改称为大寨人民公社。它包括了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809户人家，1370口人。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提倡的"一大二公"。

　　几乎在大寨成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北戴河虽属避暑胜地，但火热的气氛却一浪高过一浪。会议作出了两个对于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个是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决定要在全国全面推广建立人民公社，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关于全民大炼钢铁的决定，号召全党为在当年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就意味着1958年要比1957年的钢产量整整翻一番。

　　华夏大地热浪滚滚，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发达起来，一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就要实现了，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在中国一国首先实现，而且在一个国家中一些敢想敢干的地方也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河北省的徐水县就开始了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工作。还有些地方，更是急不可待地宣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跃进规划。保守一些的是十年八年，中间的是五年三年，心急的是几个月，还有更着急的今天开会宣布，明天就"共产"。湖北省的一个叫跑马乡的地方，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结果会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个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了。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党委书记吃不准，说要请示上级。

　　对于大多数地方来说，所谓"共产"，首先表现在吃食堂上，把农民自家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共食堂，搞"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实行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此时头脑也很热。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他曾提倡过为了让农民多吃些粮食可以实行一天吃五顿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提倡过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在这种风气下，全国许多地方都搞了吃饭不要钱，搞了随来随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号召，对昔阳县和大寨村的工作影响很大。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难能可贵的是，农民出身从饿饭中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一粒粮食。他不相信靠着大寨各家各户的那点存粮就可以搞"敞开肚皮吃饭"。因此，即使在那些沸腾的岁月里，大寨也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没有搞"流水席"和"义舍"，更没有实行一天吃五顿饭。

　　1958年8月"大跃进"高潮中，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王成旺在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的陪同下，在大寨住了四天四夜，总结大寨的经验。那时候，干部下乡吃派饭，还到陈永贵家吃过两次。饭后，王成旺非要如数交钱和粮票，陈永贵笑着怎么也不肯收，张怀英在一边解围："大寨粮食多，算了吧。"可见大寨粮食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在陈永贵的控制下，大寨人还是苦巴苦结地过日子。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以人定量的办法，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一至三岁定四成，四至六岁定七成，七岁以上定十成，一个劳动力要分到0.5公斤粮。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粮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80%，每十成为171.5公斤，劳动粮占20%，每个劳动日多吃0.565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实行这种办法，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对此，大寨村民确实应当念陈永贵的好，因为是他使得大寨在全国各地普遍闹饥荒的时候，仍能大致吃饱饭。这在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里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在太原养病的国家化工部部长彭涛到大寨，彭涛在战争年代曾任太行特委书记。那时全国各地的集体食堂还没有解散，池必卿陪着彭涛在大寨食堂里与社员们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彭涛高兴地赞扬说："大寨的饭不错，比我在省里机关食堂里油还多！"可见大寨当时食堂的伙食还真搞得不错。

　　本文节选自《农业学大寨》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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