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初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

　　1952年高中一年级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引起广泛关注。不仅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得到著名作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的赏识，编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这一时期，刘绍棠的重点作品，多交由《中国青年报》发表。该报还特别聘请了当时已颇有创作成绩的作家康濯，对刘绍棠予以指点。此外,团中央还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前辈作家为刘绍棠看稿，还举行讲习会，让刘绍棠与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见面，使他在创作初期，便走在一条良好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上。在人生多个重要关头，刘绍棠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导和帮助，体现了胡耀邦对青年的厚望，更表现了一个伟大事业领导者的宽广胸怀、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性情和人格。

　　在胡耀邦关注下，团中央对刘绍棠深入生活做了安排。后来,《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等在团中央直接关心下产生的作品,编成了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53年6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以《青枝绿叶》为书名出版。当时刘绍棠才17岁，出版小说集的同年，刘绍棠入了党，真可谓少年得意。

　　这期间，胡耀邦多次与刘绍棠谈话。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和做人……刘绍棠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在拿到《青枝绿叶》样书后，除将第一本交给自己所在党支部，作为献礼外，第二本样书便呈赠给一直关心自己的胡耀邦。这本小说，胡耀邦也很喜欢。他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并对其中《摆渡》一篇颇为欣赏。他还十分内行地指出其不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个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刘绍棠入党后，胡耀邦为他的创作发展，设计了一个“五年计划”。即：第一年到团区委工作，地点在东北地区；第二、三年到团县委工作(因为这一步较重要，故需多一年)，地点一是西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第四、五年到团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区，一年在华东地区。经过这一整个阶段后，再返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因刘绍棠是京郊人，对华北一带生活熟悉，这个计划便没有安排华北地区。

　　有意思的是，这个“五年计划”里，没有给上大学留下时间。据刘绍棠回忆：“他(胡耀邦)不赞成我上大学……”这种安排，具体到刘绍棠，应当说是可行的。上大学对于一个已有相当根基，又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并非十分合适。这一点从后来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又主动从该校退学的经历看，的确是值得人们体味的。

　　在高中阶段，刘绍棠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在挑选时，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

　　刘绍棠当时已经入了党，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他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便将其直接推荐留学。

　　但是，国家当时培养的人才，主要是自然应用科学方面。刘绍棠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化工。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一下子去苏联专学化工，可能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刘绍棠主动放弃了。学校和有关部门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这时，他想起多次找他谈话，并为他设计“五年计划”的胡耀邦，便赶紧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向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成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就在刘绍棠高中毕业的1954年，国家为了加快发展，便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学生。为完成任务，党中央下达文件，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全部报考大学，任何方面不能截留。刘绍棠只能暂时放弃“五年计划”，先行报考大学。

　　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学时谈的未婚妻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时的刘绍棠，已经颇有文名，大约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给以后的道路招惹麻烦，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让他赶紧结婚。这虽然与当时学习苏联，人们早婚早育的背景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的关心无微不至。

　　进入北大后，刘绍棠一方面得应付课程，另一方面仍忘情创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很好，刘绍棠常常到此大写其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刘绍棠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运河的桨声》，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

　　这样的一心二用，毕竟让刘绍棠不能十分舒心尽意。他想到了“退学”。刘绍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难，便索性直接向胡耀邦请求，希望能将他调出来，先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计划”逐步进行。

　　刘绍棠的退学请求，在北京大学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批评，还发了脾气。这事后来闹到高教部。胡耀邦花了很大力气予以协调，才得到刘子载副部长的签字，允许他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三年。北京大学珍惜好学生的心情使他们对刘绍棠非常破例：在教务处开出的退学证明书上，写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学复学的权利的字样，这据说是没有先例的。

　　从北大退学后，刘绍棠只在文学讲习所呆了很短时间。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响应号召，组织干部奔赴各省帮助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总团，由胡耀邦任团长。为了让刘绍棠能有与农村结合的机会，就安排他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未能出版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就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素材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创作的帮助及其实际效果。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顿河地区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 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又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作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绍棠回忆，他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尅”，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不愿这么没单位地干呆着，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可事不凑巧，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北京师范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

　　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乡亲们的爱护下，他避开了“文革”初期的动乱，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978年，刘绍棠给主管查处冤假错案工作的胡耀邦写信。胡耀邦约刘绍棠前去谈话。他们接续了20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1979年1月，彻底改正了1957年将刘绍棠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不断刊登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当时的“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

　　刘绍棠更愿意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所以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可是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负责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

　　为了完全打消组织部门可能的安排，刘绍棠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1984年(48岁)到1996年(60岁)，用12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12部长篇小说。从这方面看，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是一个很通文化，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发挥才干的领导。他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副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当年的11月，他突发重病。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4部长篇小说。1988年8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到1995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199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胡耀邦夫人李昭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胡耀邦是党的高级干部，刘绍棠是一个年龄小他许多的作家。但胡耀邦却一直以一个知心而真诚的朋友心态，关怀和爱护这位富有才华的文化人。而刘绍棠，也一直在心中将胡耀邦当成自己“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终身之师”。这是真正谐如鱼水的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表现。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和借鉴的。福建省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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