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提示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山城人民闻之哀恸，纷纷佩戴黑纱追思哀悼。追悼大会后，具有政治敏感的重庆人，翻开报纸意外发现邓小平消失了，连篇累牍出现的是批“奇谈怪论”、批“四个现代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低沉的政治气压中，有识之士在观察，在思考，在行动。终于，1976年2月上旬，署名“一个工人”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了解放碑交电大楼(现重庆商社大厦)墙上，醒目的标题是———《提请注意》，作者公开向山城人民大声疾呼：“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指向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执笔这张大字报的，是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年轻教师谢幼田。29年后的2005年，阳春三月，谢幼田从海外衣锦还乡。他头顶诸多桂冠———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这些耀眼的光环让熟悉的老友对他刮目相看，他惟一不变的是那口乡音和澎湃于胸的热血情怀。

　　事件回放：愤怒天问，惊险出逃

　　3月23日，刚下飞机的谢幼田被接到大哥家。因长期居住海外导致水土不服，他一连住了几天医院，整个人也变得萎靡不振。一周后记者登门拜访，谢幼田依然有些疲惫。

　　尽管精神不是太好，但镜片下的眼睛仍炯炯有神。坐在宽敞的客厅里，谢幼田捧着一杯清茶，思绪再次回到了1976年那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198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写的《丙辰清明纪事》书里，其四川部分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另一个就是十八冶的年轻教师谢幼田。“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被卷进了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满怀热情，接受洗礼。但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他，盲目的冲动变成了冷静的思考。他用微薄的工资买来了大堆马列主义著作和历史书籍，一头钻了进去。总理逝世以后，他含着泪水对好朋友们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甚至说：我可以打赌，不出三年，江青一定要垮台！当他看到报纸上接连发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时，再也忍不住了，毅然贴出了这张大字报。”书中纪实文学《山城的火花》，这样描述着当年的谢幼田。

　　为何具有这样的政治敏感？谢对当年的举动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写《提请注意》是因为看不惯四人帮当道，那时人年轻，富有正义感。我们过去曾经和家庭划清界限，以为越是高层觉悟必然越高，经过林彪事件后才知道那是假场伙。1968年、1969年我在北京，买不到任何书籍，书店里只有马列主义，于是我开始读马列。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觉醒，我不过是胆子大一点。”

　　1976年3月，《文汇报》攻击周总理事件再次点燃了众人的情绪，“当时《文汇报》文章说邓小平之后还有走资派时，实际是攻击周恩来。”建设厂的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愤怒责问：“《文汇报》的秀才们要干什么？”4月6日，一位知心朋友告诉谢，天安门发生了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就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谢幼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4月7日下午，谢幼田来到十八冶办公大楼，当着众人奋笔疾书：“《文汇报》的反动文章必须批判！……请广大革命职工密切注意当前的阶级斗争动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汇报》的反动言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最后总是逃不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制裁的！”署名仍是“一个工人”。

　　“我真正遭整就是这第二篇大字报，”就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广播了。《山城的火花》里写道：“天黑后，十八冶办公大楼门口，一辆汽车灯光照射着他的大字报，一伙人正忙着拍照。一天上午，谢幼田正在教研室备课，突然听到楼梯上一片嘈杂声，随后撞进一伙手执刀棍绳索的家伙。他们抓住谢幼田就是一顿毒打，同时，又用绳子勒住他的颈脖，反缚住他的双手，横拖竖扯下了楼。校门外早已准备好一辆卡车，‘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幼田’的标语纸牌早准备好了，只待抓人上车，就押去全市游街示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教体育的邓老师情急生智，飞步跑进值班室，叫校工打铃提前下课。铃声响了，几百师生涌出课堂。在一片‘不准随便抓谢老师’的喧嚷声中，邓带领学生冲上去把那伙人团团围住，帮助谢老师逃出虎口。那伙人不甘罢休，连夜在全市车站、码头布下天罗地网。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谢幼田终于奇迹般的逃出了重庆……”

　　这段栩栩如生的现场描写，谢幼田认为是当时真实的写照，他笑着说，“当时我一点都不怕，贴了就贴了。多年后十八冶党委书记告诉我，大字报贴出来后，市公安局拿不定主意，请示到省里，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把这起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政治错误’，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等于把我给保了。”

　　但掌权的造反派不依不饶，他们强烈要求逮捕这个“大逆不道”的年轻人。“造反派头头黄廉为此带人占领市委三天，随后我的通缉告示分布全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我先是躲到小龙坎、南山公园、茄子溪，然后沿铁路从小南海跑到贵州方向。最后辗转逃到了普陀山，一直躲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回重庆。”

　　显赫家世：孙中山重臣谢家的坎坷

　　“四人帮”垮台，著名的天安门诗抄里选录了谢幼田的两首诗歌，他也因此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

　　谢幼田为何拥有如此的勇气？回首往事，谢认为家族命运坎坷，长期身在底层让他对中国的政情有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很多年后冤死的父亲才得以平反，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4月1日，由国民党元老于佑任手书的“谢持故里”纪念碑在四川富顺县落成，谢氏家族从全国各地赶来祭奠，而这也是他此次回国的原因之一。

　　谢幼田祖父谢持从辛亥革命起，就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曾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国民党代理总理。但他给历史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西山会议”———1925年11月，谢持和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共同发起“西山会议”，极力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遭到国民党中执委和各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谢持、邹鲁的党籍被开除，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对于忧国忧民的气质，谢幼田笑言来自于祖父的血脉相传，“我老家在富顺，清末有年富顺大旱，知县给老妈祝七十寿，仗着读书人的血气方刚，祖父就闯到席间痛骂知县，说百姓饭都吃不起了，你却大摆宴席。辛亥革命后祖父当过参议员，暗杀过袁世凯。后来追随中山先生。”

　　1919年，谢持出任国民党党务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当总统府秘书长时他月薪20块，一家人到处借钱生活。”谢幼田说。那时没有国民政府没有行政院，总统府秘书长等于行政院院长，“孙中山把一切都交给他，对他很是信任。”

　　谢幼田父亲谢家田是谢持唯一的儿子，谢持策划暗杀袁世凯失败后，四川老同盟会员担心袁世凯灭后，连夜把谢家田从上海秘密送往法国留学，从巴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谢家田就一直在中央银行担任要职。1949年后，谢家全留在大陆，解放初期谢家田回到富顺后被杀。

　　几年前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谢幼田曾痛苦的回忆道：“父亲如果到大城市就去教大学了，回到原籍富顺县城，那时连公路和电灯都没有，如此大人物回来了，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就把他给杀了，后来我们这些姊妹向组织交代，老是交代不清我父亲有什么罪恶。”再后来，谢家姊妹得知父亲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被杀，就去调查。“调查结果，父亲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完全是冤屈，所以后来平反了。”

　　“祖父对后人有嘱咐，不准参加政治，父亲从法国回来探亲，胡汉民、张继等国民党显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父亲没有登记。”谢幼田解释说。

　　谢幼田外祖父范金，也是位不平凡的人物，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遭保皇党人杀害。谢幼田的母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大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母亲是著名民国女诗人，四川大学将为母亲出诗集，”谢幼田母亲共生育了11个子女，抚养长大3男6女，60岁病逝。

　　斯人近况：我还想为国出力

　　谢幼田从小受母亲的熏陶和训练，拉得一手好二胡，对钢琴也十分醉心，还能作词谱曲，曾经两次考取省级音乐团体，都因政治原因未被录用。1973年，他把心爱的二胡送给别人，从此开始埋头研究历史。

　　1979年中国社科院首次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没上过大学的谢幼田在十八冶第一子弟校报名，800多名四川考生中他名列前4名，考取助理研究员。由于妻子的户口不能进京，他选择了留在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是位真正的伟人，那是他主持全面工作后全国唯一的一次直接考职称，我报考的专业是先秦诸子。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让我不想接近政治，所以我选择搞学问。”

　　1986年，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同时给谢幼田发出邀请函，“那时国内有个出国潮，我开头是想到美国念学位，当时我在国内已是副研究员，哈佛录取了我，但我更想进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时胡佛研究所如日中天。”

　　谢幼田应邀来到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此时谢幼田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已经出头，但美国人对中国先秦历史不感兴趣，谢幼田只得另起炉灶，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近代史。身处异国的他试图以超党派的视角，恢复那段历史的原貌。在胡佛研究所他一共撰写了五部专著，有两部就与祖父谢持有关。“我搞历史，为了避免跟政治太密切，过去和现在50年以内的历史我不研究，稍稍远一点的就使我能够比较客观做研究。如果我在海外搞研究，还只能用一种歌功颂德的形式，那样简直是浪费生命，”谢幼田说。

　　由于出身国民党元老名门，又受过文革冲击，谢幼田到美国后常有人拉他入伙，但是每次他都婉言加以谢绝，“要我开会可以，但我不发言也不担任职务。我不介入政治，这是祖父谢持的遗训。但在政治上有一点，我反对台独和法轮功。人到了关键时刻要有所选择，我从1990年就反对台独，这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台独要失败，这条路绝对不通！反对法轮功，是因为有人给它钱利用它，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谢幼田从来是非分明！”

　　今年谢幼田年满65岁，按规定正式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回国前他特意作了一次体检，“60多项指标，一点毛病都没有。前列腺指数0.4以上算有病，但我才0.18，”谢幼田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满意。

　　健康的体魄使谢幼田意气风发，到重庆不久他就在好友陪伴下拜访了西南师范大学。“我还想为国家出点力，趁回来的日子想全国到处走走，看哪里有合适的地方，将可能在大学工作。”

　　尽管谢幼田在重庆逗留时间不长，但对家乡的印象却是深刻而美好，“重庆硬件进步很大，这座城市正在不断发展。在美国的时候，一周我就有两三天要专门上新华网看重庆新闻。”

　　“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以民族利益为中心，我们不仅要经济崛起，民族灵魂也要重新塑造，我相信现在年轻人有正义感，我自己应该在民族崛起的行列。”这就是谢幼田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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