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新京报刊登红学家胡文彬批评刘心武的采访后，不少读者和专家对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的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此后，记者随即联系刘心武，想就此事对他进行进一步采访。但刘心武当时表示，他还未详细了解到各方的批评意见，因此无法做出回应。

　　作家刘心武在了解到部分红学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写了一篇名为《我的初步回应》的文章，对近日红学家蔡义江和胡文彬的批评做出正面回应（下附《我的初步回应》全文）。

　　[回应全文]：我的初步回应

　　这些天来，接到很多电话，北京和外地不少媒体，都希望我接受采访，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艺术评论》杂志今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里面有一个专辑，一篇是批评者自己写的，另外三篇是批评者接受采访的记录；还有《新京报》10月30日，胡文彬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提出批评；打电话来的传媒记者，他们想采访我，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总是对他们说，抱歉，关于对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根据演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各方面的反应，我还没来得及一一细看，我应该首先是听取，加以消化，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

　　现在，我也还没有把有关的材料读完，电视台转来的一大包观众来信，我还只看了一半。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出了一本书，能有反响，而且是比较大的反响，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想先把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批评我的文字中，两处实在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就教于他们，也希望旁观者，能帮助我弄懂。

　　蔡义江先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对我的批评，是接受记者采访。杂志刊登前，应该给他看过，并认可。这篇采访亮出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评我，为什么要亮出这样一个身份来？这让我很困惑。当然，蔡先生还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的身份。我欢迎批评，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是讨论《红楼梦》，就应该是完全平等地来对话。两届政协委员，这和讨论《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会长”，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采访者对蔡先生的采访记录，题目是《请告刘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这应该是蔡先生的原话。我总觉得，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礼貌一点吧。

　　再说，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他这样“叫停”呢？真的很纳闷。

　　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批评，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真的不懂。我在家里“猜谜”———胡先生这样概括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为不准确，但就算我是“猜谜”，还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里进行，也还可以写出著作，但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去“宣传”我的观点，这话真让我发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成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邀请，才去录制节目的，节目录制后，经编导剪辑制作，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播出就能播出的。那么，在中央电视台邀请我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制节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认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不能邀请我去录制讲《红楼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他应该把话挑明，去跟中央电视台说“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对方邀请的情况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实际上，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去伦敦进行过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的《红楼望月》里，有记载那次活动的相关文章。

　　有一个情况，应该跟大家说，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近几年来一直在邀请红学方面的专家去录制节目，推出了《新解〈红楼梦〉》等系列节目，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编辑了《红楼六人谈》，播出后都出了光盘，而且，那六人谈的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无妨来研究一下。

　　刘心武

　　200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