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这是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 世人大凡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约早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０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１９３９年９月５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６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１０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３、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７、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重温蒋介石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蒋介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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