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陈凯歌将他的小说《命若琴弦》改编成了电影《边走边唱》

　　■他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要为活着找个充分的理由

　　■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他说：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

　　■他说：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永远走不出 也不必走出

　　我在和平街北口上学的时候，他们说从和平里有一条近路可以到达地坛，不需买门票。但我始终都没有找到过，或者说我并不曾刻意去找。我对于此类信息总是将信将疑，因为提供此类信息的人，曾经踟躇在学校旁边的土城公园之外，看见栏杆并不高，于是趁人不注意，施展了一个跳马动作翻将进去，庆幸自己逃票成功。后来才发现，该公园根本就是免费开放。

　　我第一次去地坛，是从正门堂堂正正地进去的，当时的门票，好像只有区区两角。

　　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所以并不知道这个园子曾经对于某个人的生命具有那样一种意义。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座相当普通的园子，有一点破败，有一点狭小。而我之所以要去地坛，仅仅是为了在形式上把天、地、日、月四坛走遍。那时的我呵，热衷于各种象征意义上的行走。

　　后来应该是在某杂志上看到《我与地坛》了，后面还有两个字：节选。多年以后，当我看到《我与地坛》的全貌，我想，假如我是史铁生的话，我会坚决反对任何人腰斩这篇文章。一篇思索生命的意义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的文章，被弄成了一篇简单的“念亲恩”。

　　后来我买过史铁生约三两本书，都翻过，但我只承认阅读过《我与地坛》和《命若琴弦》这两篇。前者是一篇可以无愧于过去500年也将无愧于未来500年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后者作为小说我并不认为多么出色，但显然对于其本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篇更像寓言的小说。

　　好几个深夜，当我感觉到命运的飘忽和生命的虚无，我曾经反复地朗诵《我与地坛》，怆然泪下。那是我成年之后不多有的几次哭泣。

　　我得交代我有过的另外两次哭泣，是去年和今年两次站在天坛那些合唱的人群中，听那些老人用很整齐很美妙的声音在唱：

　　“你身在他乡有人在牵挂，你回到家里边有人沏热茶，你躺在病床上有人掉眼泪，你露出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我以我的年龄在老人中间显得卓尔不群。在这些日薄西山的人们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光芒。我在这些光芒中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冬天，不觉得冷。

　　在那些飘忽而迷茫的岁月，为了我那微不足道的感伤或者挫折，我也曾常常出没在天坛的各个角落。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假如遭遇更大的不幸，我将会怎样面对。所以我想，以我与天坛的浅薄的交情，我已经能够理解地坛之于史铁生的意义。

　　很多年已经过去。我一年未必能去两次天坛，那个人也已经不能够在地坛出没了。据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恶化；据说他依然在执著寻找他的第一千根或一千零一根琴弦。已经不知道，当再次想起地坛，他如今有着怎样的心情？

　　或许根本用不着想起，因为，地坛，他可能从来就不曾离开。

　　■21岁的他突然因病致瘫，从此在轮椅上一坐就是30多年

　　■他曾想过自杀，但最终找到了文学之路来解放自己

　　■现在他一周要做三次透析，但他仍坚持写作，那怕一天只写几行

　　■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他写的《我与地坛》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

　　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在电话里提醒我：“晚上给他打电话不要聊得太长，不要太晚。”临了，又补充了一句，“留在你手机上的电话就是家里的。”

　　从报社出来，天已经黑了很久。8点钟，有一些晚了，我拦了辆车飞奔回家，想回到安静的家里完成这次采访。我们的谈话将怎样进行？采访该从哪里开始？

　　“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史铁生给自己的大半生这样一个定义。

　　1951年生于北京，经历过插队等一系列动荡，在风华正茂的21岁却忽然因病致瘫，从此在轮椅上一坐就是30多年。

　　1998年疾病再次袭来，他几乎失去肾脏。从此，史铁生不得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现在的他一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透析的时候都有三四百升的血液在体外，全身无力，”史铁生还说。而这样的透析折磨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

　　在身体遭受如此磨难的同时，史铁生的作品却依然放射出真正的人性光辉。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史铁生从来没有停下他在文学上的脚步。其散文代表作《我与地坛》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并入选新版中学语文课本。

　　那些在轮椅上完成的文字能给人激励，引人思考，但毫不晦涩，说的都是我们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那些在病痛中写下的文字，看不出怨怒和愤懑，却带着对命运的冷静思索、传递着宽广深厚的情怀，给我们真实地慰藉和激励。

　　显然，接受采访对他来说是一件既伤神又耗费体力的事情。但电话里，史铁生的声音亲切、硬朗。说到文学时，他的谈兴很高，我一面听着，一面感到不安，因为说话确实是一件神伤的事情，“其实和两三个朋友短时间的交谈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却说。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他的爱情

　　那天晚上电话打过去，先是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接的，我报清身份之后，电话才转到史铁生手里。

　　“喂——”史铁生的声音很硬朗。

　　我说：“您的声音跟我想得不一样。”

　　他笑了一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气若游丝，像要死的人啊？”

　　史铁生如此快速地谈到了死亡，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问他，您现在是什么样的？

　　史铁生告诉我，他的房间有一些凌乱，屋子不大，书房就是卧室，有很多书，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妻子陈希米在看。史铁生又说，自己正一边接电话，一边接受妻子给他做的理疗。为了防止腿部的动脉硬化，这样的理疗每天都要进行。

　　我沉默地听着，心想，如果我没有看见过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地经年累月给我的瘫痪的爸爸做理疗的话，我一定会去渲染这一番情景，用温馨、感人的字眼来煽情。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生活细小、真实、漫长的事件，天天如此，劳累而琐碎、跨不过去的基本事件。

　　史铁生在随笔《重病之时》中写道：

　　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这段文字曾经让我感动了很久，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陈希米对史铁生的爱比我们眼前的文字要深厚得多。

　　作为一名翻译家，陈希米女士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事业， 全力保护爱人。

　　为了和史铁生通上电话，我和陈希米女士接触了很多次。第一次，陈希米耐心地“盘查”了我的“出处”；第二次，陈希米爽快地告诉我，关于史铁生作品的事情，最好还是亲自问他；第三次，当我提出想对史铁生进行采访时，陈希米怒了，她告诉我，史铁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同行两年前采访他的时候，谈话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对话，对史铁生的身体而言，却是太过沉重的负荷。

　　“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碎笔》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是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

　　那么他在表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小说家。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4年到1981年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

　　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5万元）。《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年十佳小说奖，最备受瞩目的是他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

　　在《务虚笔记》推出10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本月初推出史铁生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疾病缠身、体力不济的情况下，《我的丁一之旅》的写作历时3年。

　　主要作品

　　小说：《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

　　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有关庙的回忆》、《秋天的怀念》、《姻缘》等

　　文论：《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答自己问(上)、（下）》、《写作四谈》等

　　■感受他，已经忘记了他的苦

　　没读史铁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不愿意去面对一些记忆。随着采访的深入，它们又被摊开来，摆在我面前。

　　1997年，我陪妹妹在地坛医院治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成了我们的日常读物。一是因为地坛近在眼前，一是因为这本书里有和我们相似的遭遇——我们都是突如其来地被迫面对病痛的人。当时妹妹突如其来得了一场大病，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垮了，只是大家都强作镇定地撑着。

　　在天气暖和、不用打针的下午，我们经常偷偷地跑出医院，到地坛里寻找书本上提到的人和事，想象一下：吹拂过他的同一阵风也吹拂过我们。我们甚至天真地幻想，某一天真的能碰到史铁生，当面问问他：“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如何坚强地面对命运的玩笑。”

　　妹妹认真地把《我与地坛》里对我们有用的句子画出来，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是的，每一个活在厄运中的人都会这么说，都只能这么说，说不清有几个人做到了真正的豁达、真正的心甘情愿。

　　现在妹妹离开了我们，终于从病痛中解脱，不能解脱的倒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所必须面对的家庭的残缺。

　　在一次访谈中，史铁生谈道：“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

　　“每天写几行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与其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这样缓慢地写作，没有尽头的爬行，换了另一个人都会放弃一百次的，写作就是史铁生用自己的耐心和命运谈判。

　　也许他心里依然是苦的，只有死亡才能够让苦真正解脱的苦。只是现在他忘记了或者说适应了这层苦，他想做的，只是让别人对他放心，以前是要让母亲为他放心，现在是要让妻子对他放心。他要让自己有过的生的快乐为她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