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论著。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做了不恰当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适当地位。

　　不仅如此，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这种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他们的讲话和演说中，也都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七大的醒目横幅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然，在1945年那个时候，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远，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因此，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他在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行事的。但到50年代初，情况就有了变化。如：1951年，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的个人表态，就一锤定音，行使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1956年反冒进开始，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过：“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到了50年代后期，党内形成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封建家长制的观念和领导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