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冬天，“文革”从揪斗地方上的“地富反坏右”发展到揪斗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就连很多在中央工作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那时候，北京街头闹得最凶的就是大中院校的红卫兵，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那阵子，周总理太累了。从各地进京的这派那派头头每天都闹着要中央领导人接见，周总理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和他们交谈；他还要和有关人士谈话、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经常是在天亮后才疲惫地回到西花厅。看到周总理这样劳累，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他回到办公室后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就对送呈的文件精心挑选，把那些非得周总理批示的文件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最让人焦心的是，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后也休息不好。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动下，府右街每天造反呼声不断。赶上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府右街就更乱得让人头昏脑涨，大队大队的群众不分白天黑夜从四面八方赶来游行庆贺，整条府右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耳欲聋。西花厅和府右街只有一墙之隔，吵得最厉害的时候，院子里几天几夜都处于高分贝的噪音之中，连我们都烦得难以忍受，周总理更是休息不好了。

　　到了12月，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2月4日，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红卫兵绑架后不知去向。彭真是在1966年5月被免除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当时由于毛主席不点名批评了他，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所以彭真就挨了批判。但彭真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革命，虽然不当北京市委书记了，可他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能不声不响就被人绑架得不知去向呢？

　　当接到彭真同志被绑架的电话后，同志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马上把北京几个知名的造反派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希望搞清彭真的下落把他接回来。但遗憾的是，周总理那天和造反派几个小时的谈判没有结果，除了了解到是哪个组织把他弄走的和“他一次可以吃两个窝窝头”之类的情况外，其它信息一无所获。最后，周总理只好批示北京卫戍区一定要找到彭真并把他营救出来。

　　彭真被绑架事件，让周总理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开始为那些被造反派重点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到他脸上有舒展的笑容。1967年对于周总理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心酸的一年。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果然令人担忧。先是刚刚过完元旦，陈伯达、康生、江青1月4日在接见广东一拨红卫兵时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大街上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揪斗陶铸的大字报；几天后，1月8日深夜，造反派为了揪斗谭震林又冲进了中南海西门；余秋里、贺龙紧接着也受到冲击，很多人被搞得有家难归。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也更难做了。

　　周总理明显地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1967年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二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