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