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太阳社

　　早在广州期间，创造社就已经和鲁迅联合，而这也正是鲁迅所十分愿意的。鲁迅和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共同签名于《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在《创造周刊》计划复刊时，鲁迅又署名于该刊特约撰稿人首位。然而，真是风云突变，就在鲁迅到上海不久，创造社并不复刊《创造周报》，却创办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鲁迅。于是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众多成员与单枪匹马的鲁迅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说“争论”还是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一场大围攻，大批判。

　　这场大争论，参战的人不少，但没有总指挥。郭沫若远在日本，无从指挥。参战的成员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学到一些马列词句，以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事，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另一批是从革命前线退回到上海的老战士，对革命失败很不服气，也以一种急躁心情找革命对象。两种急躁的人合成一股狂躁的力量。

　　创、太两社批判、攻击鲁迅是些什么内容呢？一、对于鲁迅的“定性”，并无统一口径。冯乃超说鲁迅是“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是“人道主义者”，是“隐遁主义者”。成仿吾说鲁迅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李初黎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堂鲁迅”。郭沫若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二、否定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个说：“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那个说：“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鲁迅作品“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还有的说：“除了《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之外”，“我们的新文学”，“内容已陈旧”，“样式已没落”。三、对鲁迅人身攻击。“绍兴师爷”，“醉眼矇眬看人生”，“满口黄牙”，“狂吠”，“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这场论争，看起来很热闹，真正认真的深入一点的理性分析却很少很少，所以鲁迅说没有一个能击中其要害。

　　这场闹剧的消极意义是：开创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学术争论、文艺争论，不是说理而是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和学风。这种“论争”不能发展学术，不能发展理论，不能团结应团结的人而只能伤害人，其不少“大批判语言”还源远流长地流传下来，至今还有人颇为留恋，甚至拿来作为“敲门砖”。这场闹剧对鲁迅也有消极影响。从《两地书》等文字中，可以看到鲁迅曾拟回北平去，利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去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正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说：“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