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

　　左联成立后，鲁迅和历届左联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等，都相处很好。但自1933年夏秋间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后，与鲁迅的磨擦就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公开对鲁迅挑战和施放暗箭的情形。

　　例一，鲁迅用笔名“公汗”在1934年6月发表《倒提》一文。不料廖沫沙撰写杂文《论“花边文学”》，认为鲁迅的文章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还认为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鲁迅后来将1934年写的杂文编为一集，索性就名为《花边文学》，并在《序言》中指出：“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例二，鲁迅1934年8月给曹聚仁的一封信，被曹编入《社会日报》，同期还有一篇杨邨人的文章。田汉化名“绍伯”发表《调和》一文，称鲁迅已和杨邨人调和，并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鲁迅后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到了此事，还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时和田汉在一起的夏衍看到鲁迅此信，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记下了这件事。

　　例三，在田汉参与编辑的《中华日报·戏》周刊上，1934年8月创刊号起连载袁牧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连载完第一幕后，编者想听听鲁迅的意见，照常规的做法，得去拜访鲁迅，或者函询鲁迅，但《戏》周刊编者却在该刊编后记中给鲁迅写几句话：“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鲁迅从报上见到《戏》的编后记后，赶紧写了封长信托人送去。但田汉等人嫌鲁迅答复太慢，在下一期的《戏》编后记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Q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请下期了。”这是催逼鲁迅答复。鲁迅见到后，赶紧又写一信寄去，其中说：“我的回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例四，鲁迅在1936年5月25日给时玳的信中说：“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但鲁迅几个月后就逝世了，这样的冷箭终于没有亮相。 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田汉等人对鲁迅怎么会到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呢？很可能，他们当时是把鲁迅视作“同路人”，而让不让这个老头“同路”，得由他们决定。因而他们十分轻视、蔑视鲁迅，甚至一有机会就奚落他，戏弄他。且看与周扬直接有关的几件事：

　　1、解散左联的问题。鲁迅起初认为这要看一看再说，后同意解散，但要发表一个宣言，说明解散的原因，不是自行溃散。萧三来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这与鲁迅主张也是一致的。周扬们起初同意发一个宣言。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

　　2、成立新团体问题。在解散左联问题上如此不尊重鲁迅，鲁迅理所当然不参加新团体。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周扬又指使何家槐写信要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复信说：“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解散左联和成立新团体，是左翼文坛头号大事，周扬、夏衍未与鲁迅面谈一次，也不亲自写信，表现了对鲁迅的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