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个口号的问题。据夏衍等人回忆:他们是在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才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的。在提出口号之前,他们曾将那些文件的抄件给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人阅读,这些作家表示赞成周扬他们的主张。 周扬、夏衍是否同样将有关文件的抄件传给鲁迅看呢?是否同样与鲁迅交谈并征求意见呢?鲁迅即便不是左联盟主,总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吧?
4、对所谓托派问题。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不久,周扬就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徐行的文章原发表在《礼拜六》《新东方》上,并未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何劳周扬亲自出马批判?接着就有了“鲁迅是托派观点”的流言。“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在鲁迅头上飘荡。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特地托茅盾转给周扬一边的《文学界》,却不予刊载。
5、宗派问题。宗派主义活动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中,可说是贯彻始终。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签名者越多越好,以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周扬等人以种种借口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
与创造社太阳社在发起论战时不同,周扬发动的这场长达两年的文坛风波中,身为文委书记的周扬本身就是统帅。他当时二十多岁,指挥这场运动自有一套程式:先是内部统一思想(学习文件半个月),再是动员接近批判对象的周边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等),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周扬等人发起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四是发表文章定调(“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五是将对方最大限度孤立,群起而攻之。事实上,要不是鲁迅及时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使广大文艺界人士了解其真实观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鲁迅在这样的困境中,并没有动摇他对中共的信念。他欣然接受方志敏的委托,自信一定能将方志敏的信件和文稿交给中共中央。他欣然接待了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年轻人,满怀信心地答应一定将他们的信件转交党中央。他还接受了不少现已无法查考清楚的来自各革命根据地的、来自红军将领的和单独革命者的委托,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组织关系。然而,长达两年多的这场文坛风波,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他带着理想、信念,也带着同一营垒的战友的伤害,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对于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仅以周扬和冯雪峰两人的恩恩怨怨,或“意气之争”,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历史事件,应像对待所有历史事件那样,进行研究、探讨、总结,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自《鲁迅的社会活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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