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背了近百年的骂名。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些“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人于死地。作者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所受的教育使之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袁世凯与蒋介石并列第一名，这得益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那充满意识形态思维的两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袁世凯比蒋介石还要坏，毕竟蒋介石有一帮子僚属感恩戴德，而袁世凯却法统断嗣。

　　我很早就对这个五短身材、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河南人开始感兴趣 。中原自宋室南渡后，就没有出过彪炳青史的一流的大人物，到了二十世纪初，出了个中华民国大总统，也算是“人起三代之衰”。初是骂和恨，那是教科书的功劳；继而是怀疑和无言，那是言论渐开的结果；随着新的史料和证据的出现，使我对袁慰廷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袁世凯出生在人才凋弊的河南，豫中平原的一个农村。上过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中，投笔从戎。1881年入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入朝，1885年回国。越明年，再赴朝鲜。1894年，任驻朝总理大臣。1895年，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被罢退，隐居安阳。1911年出任总理大臣。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57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并无令人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君臣飞扬跋扈，极不尊敬，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届少壮派、政坛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大老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庚子国变中巡抚山东，极力驱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电线杆都为义和团指为“妖物”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行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当他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不相上下，电杆、铁路等破坏殆尽，天下汹汹；八国增加兵员，更多的异国士兵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将大大增加，慈禧与光绪可能会落入联军之手，成为傀儡政府的首脑。不要设想欧美列强会废掉慈禧，还政光绪，继续戊戌年间的事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列强钳制慈禧对光绪的迫害，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本国民众舆论的压力，也有价值观的冲突。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借与国之欢心。”彻底的卖国政策，列强那个不欢心？如果列强对慈禧恨之入骨，随时就可以换掉她；就是发生了慈禧支持下的义和团反洋运动，杀了不少的在华洋人，列强占领北京后完全可以追上并俘获慈禧，但他没有这么做；列强战胜后也没有追究慈禧这个首恶的责任；可见他们对慈禧还是欣赏的。如果是那样，中国可就要真的亡了。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40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25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3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3岁的林旭、31岁的杨锐、39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1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惟一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也在“百日维新”前夕被罢斥，一个连老师兼亲信都保不住的皇帝，有什么号召力？维新诏旨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1900年被念念不忘的慈禧赐死）一人响应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后，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作皇帝。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 、承恩公（同治的岳父）崇绮、军机大臣刚毅、理学大师、军机大臣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 、礼部尚书启秀等极力怂恿，大肆活动。废立之事未获成功，是因为外国人反对，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竟然也反对。毛泽东称赞过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一个铁杆“后党”， 清末著名维新派湖南浏阳唐才常，早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9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拥护光绪当政。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照会英国领事，把他从英租界抓来杀了。光绪死后，时任军机大臣的张秉承慈禧的旨意为光绪拟定谥号时，塞进了贬责光绪的意思。大臣一个个疏远光绪，连皇后也落井下石，带头孤立光绪，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从未该行。”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在当时是多么的孤独，借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傀儡君王捆绑在一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①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②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③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 。④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⑤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当时的御用文人编了一出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 第一次看到此事时，真使我“佩服”极了，看来洪宪皇帝麾下也不是没有人才，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 剧本编好了，谁来演主角？首选是谭鑫培，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到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⑥两个“戏子”，给腐败的慈禧太后演了几十年的戏，却坚决拒演歌颂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戏”，丝毫不给将来的洪宪皇帝面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果实在“文革”期间，什么人敢拒演《长征》、《东方红》、《红灯记》、《沙家浜》，我是真服了他！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 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⑧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