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成了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同时改造“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然而，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

　　文艺界开始活跃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召开了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了书面发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问题，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并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了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

　　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周扬的报告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周扬虽然也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但把文学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造成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唐弢的书面发言，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道：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正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罗荪也对文艺批评状况表示了不满。

　　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还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天才”。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