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冻文学”的冲击

　　中国的作家们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早已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进行了质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

　　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对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展开了讨论。尼古拉耶娃的这部小说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小说反映了苏联刚刚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共鸣。《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繁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这篇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地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四五月间，《文艺报》第8、9、10期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

　　触及文艺理论焦点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淡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以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愤怒。

　　七八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九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