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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听力稍差些外， 反应敏捷、语速极快的毓嶦丝毫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曾采访过毓嶦的一位英国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温和而又幽默”，“体现出了这个皇族勇于承受的精神，对于失去的地位、财产、封号，毫无怨言，为还能活下来而感恩”。曾经的显赫家世、与末代皇帝相伴二十年的特殊经历，特别是作为战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变成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
我的身世
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道光皇帝有七个儿子，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被封为恭亲王的奕訢(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 所以从辈分讲，我是溥仪的下一辈，我们是叔侄关系。
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我们家怎么从北京“流落”到大连？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咸丰赐给“恭亲王”奕訢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过证据。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光绪临死前，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父亲说，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父亲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岛又被日本占了，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
我记得小时候，这把刀就在大连的家中收藏着。我们家就住在海边，可能是潮气太大，刀上长满了锈。这和清末时期乾清门的侍卫带的刀差不多，都是锈得都拔不出来。后来找到常在我们家门口转的一个磨刀的老白俄――他用一个木头架子，安上一个大轮子，下边有个踏板，类似缝纫机，一踩起来带着砂轮转，把锈磨掉后，白虹刀还亮了许多。
父亲到大连后，住在日本东拓(东洋拓植株式会社)给盖的房子，在大连黑石礁附近，一座很大的洋房。1936年父亲去世后，连地带房都没钱还，后来就被“东拓”收走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回大连时，那幢房子还在;90年代第二次去，房子已被拆了。
我们在大连生活时，“满洲国”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到了大连，还摆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楼，这么一大口家，还有佣人、厨子、司机，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家里的开支太大。
当然，说起来北京的“恭王府”曾经是我们家的。后来有人问我，对恭王府“你家”有什么印象？我说我能有什么印象？！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儿都有安排。我们放出来时，人家只给20块钱，问一句:“家在哪儿？”“北京。”给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离恭王府非常近。那时候看恭王府，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吃饭还没着落呢！
与溥仪在长春
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 Crown》。学了两年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他可能听了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
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嶦”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溥仪不是同性恋”
1937年初我到长春时， 有一次溥仪在西花园东屋里举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们还有我们几个学生都参加了，我在这次家宴上第一次见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别瘦，脸上化了妆，烫了发，穿件绿色丝绒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软。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们只顾低头吃，也不敢乱看。溥仪向婉容介绍了我，说“这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如果论辈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嶦朗是一辈。那时候婉容还可以出来参加宴会，溥仪的妹妹们有时也到她那边去。
那时溥仪住的缉熙楼是一幢两边对称的二层建筑，西半部是“帝居”，东半部是“后居”，有点老死不往来的势头。婉容的饮食起居由几个女佣人伺候着，还有一个太监，也是个大烟鬼，他们住在东厢房，有时偶尔靠近了东半部，就能闻见由门缝里飘出来的鸦片烟味，混杂了屋子里的各种怪味，实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见婉容是在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随着溥仪上缉熙楼，刚上了一半，溥仪忽然朝对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边，蓬散着头发，穿着一件土黄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满脸是鸦片烟灰的颜色，样子很是吓人。我也不敢多看，也不知溥仪作何感想。
在伪满洲国最后一周的日子里，苏联的飞机天天晚上飞到长春空袭，每一次空袭警报后，溥仪就带着后来的“贵人”李玉琴钻进防空洞，却从来没有叫过“皇后”婉容，看来在他眼里早就没有这个妻子了。
我想婉容的不幸，溥仪也有责任。关于溥仪，后来有很多传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溥仪不是同性恋。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他身体上的原因，其实写两个英文字母:ED，就明白了。
在我去长春之前，曾听父亲讲过，有一年他去长春祝贺溥仪生日时，正好遇到溥仪生父——醇亲王载沣，还有其他从北京来的清廷遗老遗少们。他们当然谈到了皇嗣问题。清宫自同治皇帝以后就再没生过皇子，那时候溥仪也正是壮年，这些遗老遗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今上”了。那时大家都认为不生孩子的过错在女人，所以想让溥仪的父亲出面劝溥仪再娶一房。据我父亲说，王爷听了大家的请求之后，又摇头又摆手。“知子莫若父”，当时我父亲哪里知道溥仪的难言之隐呢！
溥仪后来在长春又找了谭玉龄，谭玉龄在北京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七八岁，但我看见她时，烫着头发、丝袜、高跟鞋，穿着很讲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样。吃饭时，我们陪着溥仪，而谭玉龄由溥仪的妹妹们陪着，男女不同席。
溥仪在回忆录里说谭玉龄的死，“对我至今还是个谜”，我倒觉得，谭玉龄究竟得的什么病才是个谜。很多人说谭玉龄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说谭玉龄不是被日本人所害，我也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谭玉龄不找日本医生治病，她当时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谭玉龄死后，吉冈安直一直张罗着给溥仪找日本女人。我那时在溥仪寝宫的桌子上，看到过一些女学生们的相片，都贴在一份“体检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视，只能偷偷瞥一眼。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本为皇后设计的“同德殿”的二层，本来是空白，忽然摆上了一张双人床;有一天我从缉熙楼后门出来，见到穿着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脚底下喷石碳酸液，然后就去了同德殿。晚饭时，一个女佣向溥仪汇报“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过了没多久，女佣汇报时，突然改口“奴才贵人”，我们明白，已经封李玉琴为贵人了。
溥仪纳了新贵人，也没见他的生活有何变化，我好像也从来没见过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没有和李玉琴一起吃过饭。溥仪高兴的时候，偶尔也讲讲李玉琴，说她现在也学会消毒了，比如有个苍蝇落在手上，她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这当然是溥仪“言传身教”的结果了。
不知为什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李玉琴提得很少，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离婚的事也都删掉了。李玉琴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溥仪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帮溥仪做最后的努力。但留宿的结果，恰恰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她从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分楼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过。也许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再见到李玉琴是20年后的事了。溥仪被特赦回北京后，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会委员。有一次已在长春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来北京，想见溥仪。溥仪那时还没有结婚，李玉琴早就又结了婚，孩子也大了。怕单独见面不太合适，就把我和毓嵒找来作陪。
那时候溥仪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里，我们陪着李玉琴去了。寒暄几句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和李玉琴坐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画报，我突然想:这要在20年前，溥仪不把我打个半死才怪呢。
“末代皇帝”的最后
从1937年到长春，一直到1957年1月离开战犯管理所，我和溥仪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铁窗”的代价，我这一辈子，算是为溥仪牺牲了。
从抚顺回到北京，大家和溥仪见面，但叔侄关系平平。1961年初，溥仪到了全国政协，我那时在大兴一农场劳动，每个月公休四天，进城回家，有时就去政协找溥仪，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倒也容易见面。
大概是1961年年底，我有一次到政协去看溥仪，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去哪儿。他的街坊赵大爷也在屋里，对我说:“这人啊，要是一搞上对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样啦！你看，这么大冷的天，一早就往外跑。”我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告辞出来。后来听说溥仪和李淑贤结了婚，不过他也没邀请我。
1963年，我结了婚。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母亲还是告诉了溥仪。后来溥仪和李淑贤夫妇到我家贺喜，我也没见着。溥仪送了我一个铁皮暖瓶，上面印了一个古代美人，这在当时已算很讲究的了，因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
后来一个朋友到我家看到这个暖瓶，告诉我这是溥仪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但他嫌古代美人属于“四旧”，不太好，一直没用，又送给了我。看来溥仪的脑筋真是够“新潮”的！但我也没几个钱，“四旧”就“四旧”吧，裁了个红纸条写上“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贴到大美人身上，接着用。
溥仪在“文革”中得了肾癌，手术切除了一个后没多久，另一个肾也出现了癌细胞，最后在60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溥仪临死前也没得安生，他的那本《我的前半生》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发行量那么大，结果成了“大毒草”，他带着病还得批自己的“大毒草”。
在长春，李玉琴的兄嫂被红卫兵打成了“皇亲国戚”。李玉琴为此专门带着她的嫂子和一名红卫兵，来到北京找溥仪，证明她的娘家在伪满时期不是皇亲国戚。那时候溥仪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呢，但谁还关心这个“牛鬼蛇神”呢？李玉琴在她的回忆录里说，他们为了弄这个证明，在北京前后呆了80多天，也就是说把住院的溥仪给折腾了两个多月。
溥仪死后，骨灰本来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一个姓张的老板在河北易县西陵附近买了块地，建了“华龙陵园”。经人介绍，张老板认识了李淑贤。不知怎么谈的条件，劝李淑贤把溥仪骨灰搬过去。盖了三个坟头，除了溥仪和李淑贤外，还有一个是为了葬谭玉龄。1995年1月26日这天，溥仪的骨灰下葬到这里。
细心的人都能看出来，当时只有李淑贤一个人抱着骨灰盒，没有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人前来送葬，因为大家都反对把溥仪的骨灰由八宝山移走。谭玉龄死后就停在长春的般若寺，抗战胜利后给火化了，把骨灰带回北京，放在溥修家中，等到溥仪回北京后，骨灰又交还给溥仪保存。溥仪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李淑贤告诉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人。溥仪没办法，只好把骨灰交给毓嵣保管。“文革”后，毓嵣也被清出北京，他在房子的墙脚挖了个坑，把谭玉龄的骨灰暂时放在那儿。现在，谭的骨灰保存在长春伪皇宫里，不知将来在哪儿安葬。
1997年，李淑贤也因癌症去世了。但她临死前，却说自己不想葬在溥仪那儿了。她说，溥仪生前给人当了半辈子傀儡，死后我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我的骨灰坚决不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现在他俩都走了，也没什么直系亲属，溥仪的身后事现在也只能就这样搁着，所以我给溥仪作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可怜秋月一茔孤。”（本文原名《毓嶦:我所知道的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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