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袁伟时先生《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一

　　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九十多年了，太阳早就坠落下去，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或者表面上的。肉身物化成泥，阴魂纠结缠绕；形体不复存在，精神无孔不入；帝皇宝座变为历史陈迹，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什么是大变局？初看书名，我原本认为大变局指的是晚清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外族入侵、辱国丧权、割地赔款等等等等。但袁伟时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

　　其卷首献词又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

　　问题在于：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晚清大变局存在呢？如果说帝国落日可以解释得通的话，那么，大变局就纯粹是子虚乌有了。

　　不要说晚清七十年，就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算到今天一百六十多年，中国社会既从未发生过由东方宗法专制野蛮国家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沧桑巨变，也很少出现有可能导致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令人遗憾的是，一百六十多年转瞬即逝，奴役依旧、专制依旧、独裁依旧、黑暗依旧，国民大多数的基本自由仍然毫无保障，大变局又何从谈起？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指的是国家确立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自由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普及初中等教育等一系列旨在转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目标并切实付诸实践。对照这些基本目标，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毫无进步，晚清七十年奴役专制独裁统治一直是铁板一块。因此，对于究竟有没有所谓的晚清大变局这样一个问题，结论答案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当然，我并不否认晚清七十年间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志士仁人)为此付出过移山心力。他们中有人试图改变老大帝国积弱不振的局面，有人则谋划抛弃几千年腐朽不堪的祖宗成法典章制度。他们购置机器、学习技术、设立企业、修筑道路、开采矿山，甚至造反、起义、暴动。

　　晚清七十年间，影响重大并且深远的社会运动（依照年代自然顺序排列）有：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为什么把革命两个字加上引号，下面将做说明）。其中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两起真正弃旧图新的变革尝试，其它则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拉历史的倒车。

　　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人们对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的评价，毫无疑问已经越来越逼近历史的真实。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仅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底层民众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时进行的力求改朝换代的暴力反抗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称之为革命。

　　然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个人对人们在暗无天日、腐朽不堪的专制政权统治下挺身起来反抗暴政的义举始终怀着理解、钦佩之类的感情。因此，对于策划发动金田起义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我乐于公开表示我个人的同情、赞赏和支持。至于他们后来的腐化堕落、穷奢极欲，走上专制王朝的老路，的确应该加以鄙弃与鞭笞，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人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奴役、断绝了活路，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起义、暴动呢？

　　偶尔，我在心里问自己：假如石达开和洪仁干（王旁）能够早日掌握更大权力的话，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晚清几十年的历史肯定会别有一番新气象吧！对于洪仁干（王旁），他的《资政新篇》、他的历史地位，人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多了。但雄才大略的石达开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追忆他一生的种种作为，我敢断言石达开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卓越的中国人。在我看来，他的伟大抱负、他的非凡成就全部都可以由下面一首七言诗所概括：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要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妖氛扫时寰宇靖，人间从此无啼痕！

　　据袁伟时先生转引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中的话来说，“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袁伟时先生为此抨击“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并认为“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

　　果真如此吗？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人们首先必须追问：究竟是谁破坏了平静安宁的生活？究竟是谁把人们逼上了绝境？这烽火四起、狼烟遍地、广大民众甘冒杀头灭族的危险揭竿造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怎样发生的？谁要负更多的或者主要的责任，是广大民众还是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统治者？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相？究竟什么是历史事件的本质？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指出：“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至于说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从一方面看，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吹不进、雨刮不进、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就另一方面而言，也同样是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为罪孽深重、最为倒霉晦气、最为多灾多难的民族，它的人民也是人类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的人民有过安居乐业、稳定祥和的好日子，为了验证这一点，有人曾经统计过《资治通鉴》记载的人吃人的情况，结果表明10页之内很少没有出现“大饥，人相食”之类字眼的，如果方便，大家不妨查一查《资治通鉴》，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