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名叫“乌有之乡”的地方遇到一个沉醉于乌托邦梦想的青年更巧合的事了，结果居然就被我遇上了。

　　“乌有之乡”是北大西南门外一家小小的书店，兼办一些免费的讲座，乌托邦青年叫孙连华。那天我正在书架边翻书，一个瘦弱的身影慢慢移了过来：“能认识一下吗？”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声音很谦和，但名片却吓了我一跳：孙连华，独立学者。研究领域：人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运行不畅、无序、不平衡、不安全、低效率……乖乖，这是谁呀？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和我刚看到他的名片时下意识的判断相反，他不是一个嚣张浮华、追名逐利的人。他沉迷了十几年的“十字城镇”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分钱的好处，他却立志要靠自己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不，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全部困局。

　　按照他的想法，就是要随着现有房屋的自然老化，对整个中国进行全面改建，要把现在的“星星状”农村、“圆面状”城市全部改建成相互连接的“十”字形。以万人为单位，建成“十字城镇”，每一个城镇都是一个独立的分工合作的集体，按需生产，不以利润为目的。他还设想要实行私有物品公用、全民入学、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免费……

　　我一看他的计划就乐了，差点把刚喝进嘴里的一口茶给喷出来：“你这也未免太乌托邦了吧？”他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坚定地看了看我，说：“我确信它能实现。”

　　我默然了。他的“十字城镇”是他的信仰，信仰只有坚定与否的问题，没有可行与不可行的问题。我上来就质疑可行性，从他的角度看我，恐怕也是夏虫不可语冰吧？

　　和他改造世界的精心计划交相辉映的，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全面规划。他给我看了一份“孙连华人生规划图”：30岁以前是创新、贡献期，30岁到45岁之间是谋生、还贷、积蓄期，45岁之后是普及活动期。我是属于那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那种人，这种明确完整的人生规划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和他在北大一起听完讲座后，用AA制的方式在一起吃饭。我看到他一顿饭只花两块钱，追问之下，才发现和他的这些精致宏伟的规划相比，他的人生只能用潦倒来形容：借钱度日，四处寄居，三十出头的人了，还从未谈过女朋友。

　　我禁不住脱口而出：“你不觉得你活得很失败吗？”话一出口立刻就后悔了，觉得这句话很可能会伤了他，没想到他反而微微一笑，说：“我从来没有失败，只有尚未到来的成功。”

　　孙连华活得很窘困，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但我却常常会没有来由地羡慕他。为什么呢？我问自己。他此时的笑容感染了我，我忽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梦，而我，早就什么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枯燥乏味、一览无余的现实。

　　记得前些年，一家媒体在京沪渝港四大城市作了一个主题为“今天，我们怎么梦想”的调查，“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当所有数据、结果摆在一起，它们纷纷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中国人已经没有梦想了。”许多人的所谓“梦想”变得非常现实和单一，“一位重庆司机说自己是公安局长就好了，北京一位退休工人的梦想是儿子能当上派出所所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青年还能长期保存一个超越性的梦想，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和很大的幸福吗？

　　梦想对社会的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像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说的那样：“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的确是这样，没有了彼岸，此岸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令人神往的乌托邦，我们就会觉得物欲横流才是惟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想想看，一个人人都想成为公安局长的社会，能为自己找到前进的方向吗？

　　还好有孙连华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活得很边缘，但至少可以唤起我们重新思索我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孙连华让我意识到，如果你有了梦，你就不会再陷入种种现实的烦恼而不能自拔———梦虽然不能帮你解决这些难题，但至少可以使它们变得不再重要。

　　孙连华仔细吃完了碗里的每一粒大米，然后对我说，他还要再去赶一场讲座，以便在讲座结束后将他的“十字城镇”计划递交给那位学者。说完，他提起他那个装着他的几乎全部家当的很大的黑色的包，在纷纷扬扬的小雪花里渐行渐远……

　　我苦恼地呆坐在原位上，知道自己虽然很羡慕他，但却永远不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幸福了：因为我已经无法再让自己相信一个乌托邦，也再没有做梦的能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