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到2006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离开人世已经整整10年。
1996年以前，想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片子很难。不过电影学院的师生是有特权的。1980年代后期，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娄烨，已经看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部作品《影迷》，娄烨对那个拿着“16mm摄影机拍片子的影迷”印象很深刻。
10年前，录像带和VCD交替占领着中国影迷的家庭观影时间。在录像厅里，香港电影一统江湖，美国电影正异军突起，欧洲电影还是小众的谈资。 当时影迷能够接触到的欧洲电影，除了法国片以外，就只有这位生在波兰、工作在法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了。
“红白蓝”、《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像接头暗号一样，联系起一大批自主观影的影迷。这些影迷中的不少人，用10年时间，成为了今天的电影从业者、电影研究者和电影评论人。
录像带翻录了太多遍
1990年代初，戴锦华在电影学院任教期间写出了《情诫》和《杀诫》的影片分析，至今仍是学习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的必读文章之一。1992年，陆绍阳第一次在北影看《情诫》的时候，还在读研究生。他已经想不起来那天宿舍里面到底挤进来多少个人，却对影片的颜色印象深刻。“录像带已经翻录了太多遍了，本来是那种纯正的有生命的绿色，变成了一种让人觉得非常恐怖的颜色。”
娄烨于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开始准备自己的处女作《周末情人》。1990年代初，他看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翻录了很多遍了，看不太清楚，讲波兰语，字幕翻译得不好，我都没太看明白。”2000年，娄烨导演的《苏州河》在荷兰和日本都拿了奖，有朋友说很像《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为了看看到底哪里像，娄烨翻出这部电影看了第二遍。他觉得“不怎么像，除了叙事背景以外”。
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刘小枫，1991年在瑞士看到《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首场放映，“从此，我认定基斯耶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他在1997年2月号《读书》上，发表了《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文中说：“‘红白蓝’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这些都不算什么，难得的是，他让人产生莫名的感动。”这篇文章被刘小枫收入1999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沉重的肉身》，这本文集共有8章，围绕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展开的就有3章。从此，“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成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中国外号。
1996年3月13日，由于心脏手术失败，自称“来自波兰东北部农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巴黎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辞世。第二天，波兰大部分报纸的头条都在悼念这位大师，波兰国家电视台也在第二天播出《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和《十诫》。
这个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对于中国影迷来说，已经开始不那么陌生了。这一年，尚在读大学的赵斌在央视电影频道的《电影与电影人》看到了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介绍，还有若干片断镜头。“太美了！”他清晰地记得那是《蓝》的片断，朱莉的手轻轻滑过丈夫的乐谱遗作，随着手指的动作，纸上的音符幻化成了可听的乐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个拗口的名字。
1997年的春节，赵斌在家乡山东聊城的一个小音像店里面闲逛，从一大堆正版盗版混杂的影碟中，找到了一部《蓝》。就像当时有发型屋叫“港澳”一样，无数音像店都取名叫“艺苑音像店”。2006年，赵斌以一篇《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结构》的硕士毕业论文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以“大师”解读“大话”
赵斌看《疾走罗拉》很纳闷：为什么演了三分之一这个故事就完了，还从头又来了一遍？他拿着碟片回音像店去换，店主告诉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讲三遍，每变一个关键结点的时间，故事就往另外一面滑过去了。
2005年，赵斌撰写自己的硕士论文《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结构》，讲到了《疾走罗拉》的直接母本———大师在1992年拍摄的《盲打误撞》。导演汤姆·提克威在大师去世5年之际，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后一部编剧作品《疾走天堂》拍出了《疾走罗拉》。同一母本延续下来的还有《滑动门》。经过这两部影片的启蒙，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念开始在影迷中打下基础。1997年，《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开始在北京高校的BBS走红时，很快就有人用这一理论来解读《月光宝盒》的结尾。
1996年前后，影迷自然而然地分成了这么几种，看过“红白蓝”的，没有看过的，看懂了的，没有看懂的，看了没有看懂但是不敢说看不懂的，看懂了说不出懂在什么地方的。
1997年，刘小枫的《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在刚刚兴起的网络上拥有很高的转贴率，是每个影迷网站必备文章，文中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归纳——“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成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中国外号。之后，大量模仿此文风格，以“爱”、“时间”、“生命”等名词，与“摸索”、“穿行”、“抚摸”等动词结合出的影评，成为逐渐兴起的网络影评主流。
“痞子”战胜了“大师”
1994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红白蓝”的最后一部《红》在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角逐中，败给了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之前，《蓝》捧走了威尼斯的金狮，《白》摘下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电影的重要性已经丧失，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电影引领着观众的价值，但现在的观众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该拍什么了。”
有人说“痞子战胜了大师”，也有人认为“保守的老知识分子电影败给了全新的电影理念”。在北大长年开设电影鉴赏课程的陆绍阳觉得，“评委们确实是有长远的眼光的”。对他来说，这代表了对大师从顶礼膜拜到冷静审视的一个必然过程。
当DVD大举入侵，精装的“红白蓝”被影迷们“洗”了一版又一版，最终换成了加长的珍藏版。高芾家里专门有一个装DVD的柜子，“红白蓝”按照顺序整齐地排列，左边是刘家良的武打片全集，右边是小津安二郎的家庭伦理片全集，再过去，就是沟口建二的全集。
这个时候，开始有更多人对大师表示怀疑。“1995年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朋友，”一个影迷这样写道，“但是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喜欢过他的影片的人，开始表达起不喜欢他的理由。他们不喜欢他的理性，不喜欢他的温情，也不喜欢他的悖论。”
1995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年，台湾远流出版社“电影馆”系列出版了一本自述集《奇士劳斯基谈奇士劳斯基》。随后的几年，这本他最完整的自叙虽然价格昂贵，但还是以各种方式在国内流传。在书中，大师袒露隐藏在电影背后的心声，原来他一直探索的人性课题，惟一肯定的答案是人生的不确定性。娄烨说，他也看过一部1995年的纪录片《Iamsoso》，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副导演把镜头对准大师，大师宣布退出影坛，不再拍片。
2003年，张元作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大陆出版，影迷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理解大师思想的机会。
2005年，DVD影碟市场中的艺术电影相当丰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应有尽有，小津安二郎和安哲罗普洛斯直至更加生僻的吉田喜重或贝拉·塔尔都有了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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