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观察被艾滋病侵袭的农村，记者不能像作家那样，可以尽力地宣泄在村庄中体会到的沉重、悲凉、荒诞和无奈；同样地，阎连科的新小说《丁庄梦》也不是那些冷静而理智的新闻报道。相同的是，在夸张、荒诞的故事下，你一样能看到现实。

　　撰稿／黄 祺（记者）

　　《丁庄梦》出版后，高耀洁老人购买了１００本，送给关心艾滋病的人们。一座寺庙的僧人，也集体购买了《丁庄梦》，这些僧人经常到“艾滋村”，接济经济困难的农民。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逐渐被政府和新闻媒体关注，那些在１０多年前卖血热潮中感染艾滋病的农村患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相对较为集中的村庄，也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２００３年，当作家阎连科走进这些村庄时，像文楼村这样的“艾滋村”已经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阎连科没有理会那些对“艾滋村”的片断式介绍，毅然驻扎进了一个不甚有名的村庄，打算用自己的眼和心去认识一个被疾病改变的农村社会。

　　 《丁庄梦》出版时，已是２００６年，距我国１９８５年报告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１０年，距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病人握手２年多，河南作家阎连科终于用一部小说，为自己的探究画上句号。

　　“没有人知道，那一夜，村民们是怎样度过的。”

　　 记者：第一次走进艾滋病感染者相对集中的村庄，感受怎样？

　　 阎连科：最早了解“艾滋村”，是通过高耀洁老人。１９９６年的一天，我在她家见到一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父子。那天，高耀洁介绍了几个艾滋病孤儿给我和几个朋友，我们每个月寄钱给他们，供他们读书。没想到，不久，其中的一个孩子就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我还认识一位美籍华人邵先生，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他在中原的艾滋病疫区帮助感染者和病人，走访了很多地方。我很佩服邵医生，他做了很多实事，却从不与媒体接触，从来不跟别人说起自己所付出的一切。

　　 ２００３年秋天，我和邵先生一起进驻一个艾滋病疫区。选择那个村庄的原因，一是邵先生已经去过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离我当年当兵的地方比较近，我想，若遇到麻烦，找朋友比较方便。

　　 很多人猜测我去的是文楼村，那个村实在太有名了，很多人都去过，但我去的不是那里。

　　 第一次走进村子，只见村口两间屋子的墙上刷着“卖棺材”三个大字。如果不知道这里是“艾滋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触动，正因为知道背景，那三个字就显得非常刺眼，很震撼。但让我真正感到震撼的是村民们的生活状态。我遇到过一家人，男的个子不高，女的有小儿麻痹症，夫妻俩都感染上了艾滋病。男人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因为艾滋病去世，他的母亲受不了打击也去世了。他家又遭受了火灾，乡亲们捐给他砖瓦，盖了瓦房。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女主人照样每天喂鸡、喂狗，照样有说有笑。他们认了命，觉得“摊上了就摊上了”。

　　 当地政府曾经为村民进行艾滋病检查，当结果发下来时，大家又哭又闹。但半小时以后，突然之间，村庄里鸦雀无声。没有人知道，那一夜，村民们是怎样度过的。

　　农民对命运、对生命的认识，好像和我们不一样，并不是说他们麻木、迟钝，他们有一种无奈下产生的忍耐的力量。这种力量超出我的想象。

　　“没有刺心的疼痛，一些日常的道德、人性就会被忽视。”

　　 记者：看了《丁庄梦》，读者很难不把丁庄和现实中的艾滋村联系起来。

　　 阎连科：丁庄是虚构的，不能等同于现实，许多故事都是被放大的，夸张的，只有部分具体的细节、场景是真实的。小说有小说的艺术想象和追求，这种追求限制了我对真实故事的选择。不过，或早或晚，我会把看到的真实故事写成纪实体裁的作品。

　　 《丁庄梦》写的不是身体的疾病，我想说的是，人心中的疾病比身体的疾病更加可怕。

　　 记者：小说中的“爷”希望做血头的“爹”向全村人忏悔，但直到“爷”把“爹”杀死，“爹”也没有忏悔。故事好像太让人绝望了。

　　 阎连科：我不这么认为。“爷”是追求美好的代表，小说中的爱情故事虽然有乱伦的嫌疑，但爱情本身还是让人感动的。小学校里发生了偷粮食的故事，也能体现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小说中还是有很多给人希望的故事。

　　 当然，我也不否认这些故事会给读者带来不愉快。现在满大街都是充满欢乐的作品，应该有直刺人心的东西。没有刺心的疼痛，一些日常的道德、人性就会被忽视。我们总是强调美的东西，所有美的都在阳光下，所有丑陋的都在阴暗处，但我觉得，这些人性中的丑陋，需要文学揭示出来给人看。没有胆量去认识这些人性的黑洞，是很可怕的。

　　“这个村庄不能代表河南，也不能代表中国，它仅仅是一个个案。”

　　 记者：你希望《丁庄梦》给现实带来一些影响吗？

　　 阎连科：要想了解“艾滋村”，你就要自己去了解。我们的政府做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现在这些村庄是开放的，也是透明的，我看到一些外国记者也在村里采访。不要指望通过这本小说去了解村里的情况。

　　 《丁庄梦》出版后，很多与艾滋病有关的活动都来找我，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艾滋病工作者。我的作品也不是为了反映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丁庄梦》要揭示的，是被我们忽视的生在人心里的疾病。

　　 我关心的只是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不能代表河南，也不能代表中国，它仅仅是一个个案。

　　 至于对现实的影响，我一点期待都没有。透过《丁庄梦》中的艾滋村，我想要描述一种精神状态，我想表达自己对人、对人类的一点忧虑。想要通过文学作品影响现实，实在是太天真的想法，小说就是小说，不要想象它有多大的功能。我的小说，只要不受指责就可以了。

　　 记者：但你自己很关心这些村庄的情况，你不可能完全脱离出来了。

　　 阎连科：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在农村，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政府发放了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但问题是，谁来监督病人服药。艾滋病药物的副作用反应很大，很多病人吃了药难受，不坚持吃药，前功尽弃。还有，凡是喝酒的病人，服用药物的效果比较差，这是邵医生在农村观察中发现的，也不知道科学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一种经验，谁会去告诉村民这些经验呢？■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