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总编辑任继愈（左）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流传

　　二百三十多年前，清乾隆帝依托鼎盛的国力，组织全国数百名优秀学者，用十余年的时间编纂《四库全书》。它涵盖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文化基本典籍，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四库全书》的编纂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自古以来保存文献的优良传统，而真正成书的动因是明末清初以来文人学者倡导的儒藏说。在强盛国力的支撑下，乾隆皇帝希冀完成空前绝后之举，从而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宏伟理想。

　　          总纂官纪昀（纪晓岚）将近二十年里三次复校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先后为纂修《四库全书》颁发了三十多条旨谕，题诗达五十九首。对《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诸多问题，举凡征书、体例、辑刊《永乐大典》、底本发凡、建七阁、督查速度与质量等事，无不躬亲。既设官拨款，又奖罚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文津阁、文溯阁书尾均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大印，证明乾隆皇帝在退位之后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仍然十分关注。在乾隆皇帝亲自筹划下，在高效组织运作下，先后有三百六十多位皇子王公和专家学者从事编纂工作，而参与七阁和两部《荟要》抄录的人达四千五百余人。如果再加上献书、建阁等诸方面的人手，参与此项工程的人数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库全书》编纂的成功，一方面依赖康、雍、乾以来经济与学术繁荣，更得益于一批杰出学者的参与，如纪昀、戴震、周永年、陆费墀等的学术水平举世公认。

　　《四库全书》在编纂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便开始筹划成书的收藏。他首先下令建北方四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阁分建于北京皇宫、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北方四阁编成后，他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编书与建阁，是《四库全书》这一浩大文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库全书》抄毕送藏后，伴随“康雍乾盛世”的余光，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随后，《四库全书》饱经战火摧残，厄运接连不断。首先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是江南三阁。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兵舰攻陷镇江，文宗阁《全书》损失了一部分。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镇江金山，文宗阁与《全书》全部被焚。太平军占领镇江后又进克扬州，文汇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也被付之一炬。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文澜阁虽存而栋宇半圮，阁书星散。以后历经数次抄补，基本复原。但又屡经迁徙，今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南方三阁，仅此孑遗。

　　北方四阁，首先遭殃的是文源阁《全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焚，文源阁《四库全书》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化为灰烬。文渊、文津和文溯三阁《四库全书》虽完好保存至今，但都已阁书分离。文渊阁《全书》自1931年运出故宫，便再未回到原阁，先是全部运往上海，此后又辗转于重庆、南京等地，最后渡过海峡，运至台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辛亥革命后，文溯阁《全书》曾一度运至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运回沈阳。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其从沈阳移交当时的“战备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收藏，保存至今。

　　七部《四库全书》之中，保存最好的是文津阁本，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运往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全书》在文津阁收藏近一百三十年。1909年7月，清政府允准拨文津阁《四库全书》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所用。1915年正式入藏京师图书馆。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改名易址，《全书》曾四次搬迁，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名中国国家图书馆）落成，文津阁《全书》由旧馆搬入新馆二楼正厅后的《四库全书》专藏书房内，收藏至今。

　　《四库全书》的价值与贡献

　　《四库全书》的价值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规模亘古未有。全书三万六千二百八十三册，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收书三千四百七十四种，七万九千零三十九卷；每套总计抄成二百三十余万页，总字数近八亿字。此外尚有《四库全书荟要》抄成两部。它们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其次，分类科学。《四库全书》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从此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为中国传统古籍的梳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因编书而结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先于《总目》四年成书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既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有些条目还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搜集整理与书目分类、学术评价等方面，确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第三，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从《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所从事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据统计，“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共五百一十六种，其中三百八十八种被收入《全书》，一百二十八种列为总目存目。收入《四库全书》的三百八十八种近五千卷文献，其字数总量已接近《永乐大典》的二十分之一。没有这一举措，二十四史就会缺少《旧五代史》，宋人别集就会篇幅大减。《四库全书》对《永乐大典》佚书的辑复，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抢救。

　　第四，传承历代文献。首先是尽数入编清代的内府藏书，既包括清宫保存的前代流传下来的旧藏，也入选了清代内府刊刻书籍。乾隆皇帝将这类书籍全部纳入《四库全书》的采择范围，集中到《四库全书》馆，对于官刻的前代旧书，例如乾隆年间校刻的《十三经》、《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缮写，收入《四库全书》；其次是集中各地官府采进和私人进献的书籍，这一部分在《四库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由于各省总督和私人进献的图书玉石杂陈，真赝混淆，“四库”馆臣首先加以甄别、校勘和考证，去伪存真，呈送皇帝裁决审阅之后，作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构成了《四库全书》的另一个主干是史料的纂集和新书的编造。《四库全书》中收录康、雍、乾三代官方编辑撰述的著作超过了一百种，且大部分是宏篇巨制。如《全唐诗》、《历代赋汇》、《全金诗》、《朱子语类》、《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佩文韵府》《子史精华》、《明史》、《国朝宫史》，《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历代职官表》等。这些著作不仅集中梳理了明以前的历代文献，更为后世提供了完备、周详的历史资料。就字数而言，约占了《四库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清前期百余年间成百上千的学者、官员费尽心血完成的文献积累。

　　第五，编修组织严密，考校力求严谨。《四库全书》开馆之初，乾隆皇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了知名学者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职务，其中许多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如戴震精于经学、算学，邵晋涵精于史学，周永年精于辑佚，任大椿精于典制名物等等；又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贡献甚多的还有于敏中、王际华、金简、陆锡熊、陆费墀、翁方纲、程晋芳、朱筠、姚鼐、彭元瑞、庄存与、金榜、王念孙、刘墉等，俊才硕彦，称一代人才之盛。《四库全书》馆成立伊始，即全面规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它先将编书与撰写提要的工作统一起来，并采用分类包干，专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钞、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有人专负其责。《四库全书》的编修系统专业而科学，从严务实，贯彻始终。从选本的签注到辑佚、抄校、勘定，垂鹄之高，督责之严，运作之高效，令后人慨叹。

　　第六，多层次工程。首先是编印《武英殿聚珍版书》，在征书、辑书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乾隆根据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决定用新造木活字法刻印流通，共印行了一百多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其次是率先抄录《四库全书荟要》。开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皇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出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其书可谓《四库》中的《四库》。乾隆四十三、四年，两份《荟要》先于《全书》竣工，分藏于皇宫和圆明园，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加上《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荟要》等，既有原始文献，又有二三次文献，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系统。再次，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人所共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从统治君权出发，对各类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四库馆臣在校阅各类书籍时，但凡发现前代著作有悖逆之处，或者编选之书有违碍条目，全部撤出销毁。即使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在校勘过程中如果发现上述问题，也都部分地抽毁、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销毁。《四库全书》在编纂的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有关统计，在编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了遗憾，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对此，近百年来学界多有所评。当然，今天对于《四库全书》的编修文化价值，不能苛责古人，简单否定，而要从学术文化整体深入了解并积极利用《四库全书》，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准确认识。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完整的唯一的一部。也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成书后曾作过三次全面复查，都由总纂官纪昀（晓岚）亲自主持。纪昀勘定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使人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品位。由于其保存完好，二十世纪前期，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文渊阁本经检查，有九种书共缺二十三卷，即据文津阁本补抄。文溯阁本发现有缺卷后，即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文澜阁本被毁后，据文津阁本抄补了更多，达二百多种。至于三阁用文津阁抄补页、卷则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对其他几阁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1920年，知名学者陈垣着手调查，经过三个月的清点，第一次得以全部清查统计。这是文津阁《四库全书》首次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大的便利。1991年底开始，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开展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工作，发现两阁书差异颇巨。以集部为例，共收一千二百七十三种，存有差异者七百八十八种，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又如史部，收书五百六十六种，存有差异者二百九十种。产生差异的原因各异，程度也各不相同，综合而言，大体归类如下：

　　一，篇、卷之差异：如唐别集中杜牧的《樊川集》，文津阁本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文渊阁本十七卷，缺文津阁本卷二至卷五以及外集、别集，其余各卷编次亦存差异。《樊川集》文津阁本多出部分有卷二共三十一篇，卷三共五十九篇，卷四共七十七篇，卷五共八十八篇，外集共九十四篇，别集共五十二篇，卷一、卷六又分别多出一十五篇和一篇。以宋别集而言，文津阁本多于文渊阁本就有一百二十八种书，共一千一百六十篇文。又如总集中清朱彝尊所编《明诗综》，文津阁本中有三百五十六首诗为文渊阁本失收。这些史料可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二，文字之差异：以史部为例，明王撰《大事记续编》卷五十七，文津阁本计三十四页，文渊阁本只有十九页，文津阁本多出的部分没有明确的篇名。如果不是整卷阅读，或将两个本子对照着看，即便是把多出的部分公布，阅读起来也很困难。再如史部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将两个四库本和标点本一并核对，文津阁本独有的三十六条，文渊阁本独有的二十条，《四库》本有而不见标点本的有八条。还有两个阁本在同一位置上，字数基本相同，但内容相异。

　　三，《永乐大典》辑佚本的差异：又以宋人别集为例。《四库》中宋人别集抄入辑佚本一百二十八种，两个阁本抄录内容完全相同有六十三种，正文部分相同附加资料不同有十四种，正文部分存在差异有五十一种。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宋祁的《景文集》同是从《永乐大典》辑出，均为六十二卷，但两阁编次大异，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正文四百七十九篇。另文津本《补遗》二卷九十一篇，附录一卷及唐庚和、陈之强序均为文渊阁本所无。文津阁本《景文集》是海内外最好的本子。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

　　四，序、跋、附录的差异：序、跋和附录记载了作者生平事迹及后人的有关评论，是文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资料。文津阁本保留了大量的序、跋和附录资料。如元刘鹗的《惟实集》四卷、附录二卷，文津阁本除了较文渊阁本多出四篇五言古诗外，又多附录卷上，计文十五篇。国家图书馆所藏《惟实集》除《四库》本外，还有清咸丰五年刻本，以文津阁本与之相校，除正文部分文字差异较大，文津阁本又多诗九首；附录部分同为两卷，内容互补，其中文津阁本有四篇不见于咸丰刻本。

　　五，提要的差异：将两阁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核对，结果分为三类，一是三本同，二是互有小异，三是差异较大；其比例约各占三分之一。差异的部分有的是两本同而一本异，有的是三本各异。

　　总之，两阁书实为异本，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各具价值。文津阁本的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

　　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价值与意义

　　为使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在行将迁入新的石室金匮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造福学界，北京商务印书馆在新世纪初再次动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迅即得到了国家图书馆认同并大力支持。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两次召开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大家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化价值：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将促进世界各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利于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

　　二、文献价值：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该书曾经乾隆亲校，纪昀亲自三校，错讹少于其他诸本。就版本而言，因文津阁本成书晚于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因其利用的版本更为可靠，保存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

　　三、研究价值：目前，《四库》学已经成为专门的学科体系，并逐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将首次珍藏于密室的抄本公开传世，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文津阁本的阅读与研究，还将促进《四库》各本间比较研究的开展，促进《四库》学研究的完善。另外，从保护文物角度考虑，以新的技术影印出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更有利于对国家文物原本的保护，这也是功德无量的文化建树。

　　四、现实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今，内地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存世《四库全书》中最有价值的文津阁本，表达了两岸人民共同维护和努力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心愿。

　　五、渊源意义：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是老一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先生一生数次谋刊而未果的愿望，今天出版此书，再续前缘，正象征商务印书馆后继者对老一辈商务人文化香火的传承。

　　专家们认为，目前内地流通的《四库全书》虽然有台湾输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的文渊阁本，但文津本与文渊阁本可以互相补充，并不能互相替代。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中国出版集团承担出版工作，并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实施，同时发文批准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并希望该项目成为新世纪一项标志性的文化出版工程。从此，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工程正式启动。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新型《四库全书》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出版工程，影印《四库全书》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万无一失地保护好这一文化国宝，不能因之而受损失；二是要全信息化地广泛传播于后代，实现可藏、可用之功效，最终使之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工程终于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让《四库全书》得以整旧如新，变成了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文化珍品。

　　运用数字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图像方面。我们采用高端数码相机进行拍摄，全息化保存各书形态。随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单页数字编码，保证每单页编码的唯一性，为建立全书基本数据库打下坚实基础。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图像处理，包括清除原本文字着色不均、污渍、透字等等，使文字清晰度恢复到抄录初期水平，版面干净如新。其次是编辑方面，是在既定编辑原则下，按科学的分类，在自主开发软件支撑下，依托大型数据库进行版面的排定与设计。版面处理规范统一，分毫不差，最大限度地保证从函、册、卷、页先后顺序的准确无误，避免了人工操作的颠倒或遗缺。最后是印刷方面，实施按需出版。全书采用数字印刷设备，既可以实现篇幅大小，还可以实现单套个性化生产。这样，可以满足购买使用者的不同需求。现代数字技术使《四库全书》这样巨型的文化工程真正做到时间省、质量高、产品线广。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不仅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带来新的展望，也将为本书走向市场，走向未来开拓广阔的前景！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原函。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抄成后藏于此。

　　        商务印书馆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

　　          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过程中，工作人员翻拍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