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了爱情自杀，有人为了婚姻自杀，有人为了名誉自杀，但很少有人为了工作自杀。因为工作本身已经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了。”朱德庸说

　　□本报记者　王寅　实习生　任艳丽

　　“用自己的作品去告别我的过去，对我来讲也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朱德庸决定为持续创作了13年的《甜心涩女郎》画上一个句号。

　　这几年朱德庸有一个感觉：《涩女郎》当初画的4个女人就可以代表很多女人的想法，而现在，满街好像都是所谓“涩女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那么多“涩女郎”，那我的漫画又何必继续下去呢？”

　　这已经不是朱德庸第一次为自己的系列作品画上句号了。2003年，朱德庸就把最早成名的系列：画了十五六年的《双响炮》画上了句号。朱德庸接下来还要结束同样深受读者喜爱的《醋溜族》系列：“我要不断跟过去告别，这样我才会一直往前走。”

　　“一本正经的人，才会激发我对于人的荒谬感”

　　记者：看你的漫画，读者也是在寻找一种寄托，一种排遣。

　　朱德庸：漫画必须是要有幽默的，漫画和幽默的关系，就像狗跟电线杆的关系(狗小便时要找柱子)。读者看了我的漫画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幽默，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了。

　　记者：我想不单单是幽默，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朱德庸：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幸灾乐祸吧———看到别人身上发生了很惨的事。我记得非常多年以前，有一次演讲，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是非常惨的，一直以为我是很倒霉的男人，但是我看完你的《双响炮》之后，才知道还有人比我更倒霉，所以我就开始非常欢欣地接受了我现在的婚姻。(笑)

　　我原来画画是为了先满足我自己，先让我自己开心，但是，有些读者喜欢看我的漫画，其实是因为他有偷窥的天性。

　　我漫画的素材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偷窥，我利用各种偷窥的方式去了解我周遭的人，他们到底脑袋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又怎样……其实从某方面来讲，读者也在偷窥我的偷窥，他们想看，除了我之外，别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者：会不会有读者主动报料，要求把他的经历画到漫画里面去，你会不会参考？

　　朱德庸：会的。我的读者分两种人，一种是偷窥狂，一种是暴露狂。偷窥狂数量比较多，暴露狂比较少。我比较难跟大家直接接触，所以暴露狂就少一些。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都会跟我讲自己的事儿，要求我画出来。这些人我就把他列入暴露狂。

　　如果你没有画他，过一阵他会来问你，说我上次跟你讲的你怎么还没画？我真把他画出来了，他不但不会暴跳如雷，还会非常欢欣地跑来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下次我有内幕，我再跟你说。这种就是暴露狂。(笑)

　　记者：就是说，你很善于接受读者建议？

　　朱德庸：对，但是这个例子非常少。如果10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自己发生的故事，大概有9个都不能用，很奇怪的。

　　一个人表现得完全像个小丑时，在他身上我就感受不到荒谬气息了。往往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才会激发我对于人的荒谬感。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时候那种荒谬性，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他有的时候透露出的不是他本身的荒谬，而是全人类的荒谬。

　　所以我说的那种暴露狂，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就像是走在马路上看到女孩子会把自己的风衣打开来吓人的那些男人，他打开来得到的往往不是女人的尖叫，反而是女人的讪笑。

　　记者：你的幽默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朱德庸：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像一只被人家做病理解剖的死老鼠一样，那个老鼠没办法跟你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但我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剖开来让你们看。

　　我小的时候不会说笑话，也许别人说笑话，我会笑；可是你让我自己说笑话，我不会。但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特质，喜欢观察虫。虫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时候，我开始观察人。先从我周遭的人开始看起，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肢体，去慢慢感受挖掘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从小就打定主意以后要成为一个卖笑的人。那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非常非常自然。我26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画漫画。26岁那一年，当我第一笔画下去的时候，我是把我从五六岁一直到我26岁这20年来看到的所有让我发笑的事情，全部发挥出来。

　　幽默是不是后天能够培养的呢？如果我说同意的话，其实是一种不要脸的行为；如果说不同意的话，那是一个很失礼的反应。我只能说，也许可以吧，但是到底能学到什么阶段，我不晓得。

　　记者：那我们存疑吧。

　　朱德庸：我真的不晓得。每次只要有人说：朱德庸，你的漫画画得很好，我一直相信，有人比我画得更好。每次有人跟我说：朱德庸，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心中会产生一个想法，一定有人比我更幽默。

　　我常常觉得世界上没有伟大的人，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狗运够好，让他凸显了他比别人了不起的那一个部分。但是他比别人了不起，又了不起多少呢？很难讲，真的很难说。

　　“西方人越有钱过得越好；中国人越有钱过得越不像样”

　　记者：早年画到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花多少时间？

　　朱德庸：一开始时，我的节奏掌握得还不错。灵感好的时候，一天可以画一个礼拜的量，其他时间我就玩。后来平均一个星期至少3到4天在画，慢慢到后来，越画越多，变成每天都在画，玩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就很不喜欢这样。

　　记者：会不会产生厌倦情绪？

　　朱德庸：会的。大概1997、1998年开始我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怀疑，我就把专栏减到最少，还把出版停掉了。事后很多朋友认为，我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那时候我的出版最盛，停掉就等于退出市场了。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我只是对我的创作感到厌倦了，说穿了就是对事业厌倦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像我了。虽然我的作品带给别人快乐，但我自己没有快乐了。所以我就停了。

　　到2002年，台湾的出版才算是正式恢复，恢复得也蛮辛苦的。我每隔一阵子都会做这样告别的举动。其实我放弃了成为富翁的机会，那时候如果我不停下来的话，我可以画得更多，挣到更多的钱。

　　记者：1998年封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事情，还是就是充分享受生活？

　　朱德庸：你把我说得太美好了，太理想了。当时的情况非常惨，我对我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是在重整自己，是把一块一块零零散散的自己想办法再拼凑起来。

　　压力如果是水的话，我这块海绵已经吸得满满的。再加一滴水下去，它就会流出来。不能去挤，也不能去压，因为去挤跟压都会形成压力。我就像一块海绵，搁在那里，慢慢慢慢地让水分干掉。

　　我花很大的精神去调整我的生活，调整我的家庭，调整我的一切。这一切都是在所谓成功之后，一天一天被扭曲掉的。停下来之后，我必须一天一天地把扭曲的部分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

　　我跟我太太会用生活的方式去调整。譬如出国，我们在国外街头散步，感受每一个城市的人，再感受自己，比较我跟他们的距离，看看自己到底被扭曲多少。有的时候你只是坐飞机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那边的人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靠这一点一滴的，慢慢去扭，慢慢去扭。

　　那时候的痛苦，别人未必看得出来。人家看我们都很羡慕的，都觉得我们过得悠哉游哉。但我们不是悠哉游哉，而是养病的心态。

　　记者：借用一下你刚才讲到“扭曲”这个词，现在回过头去想的话，这是不是功成名就必须付出的代价？

　　朱德庸：这是落后的代价。台湾当初也是很穷的，人们都渴望成功，当人有机会成功的时候，他会紧紧抓住那个成功，不是不愿意放，而是根本不敢放。

　　我们尽一切努力，并不是往高处爬，而是回到正常高度上来，这就足够让你付出一切。

　　欧美先进国家，他们也经历过贫穷，他们也经历过经济起飞，他们也经历过为落后付出代价的时代，但是他们领先了我们一两百年。在那个过程里面，一代一代的努力，社会已经发展出很多的机制，可以防止因进步而付出很多代价。

　　很明显的一点，我们会发现很多亚洲国家一些功成名就的人，有时候往往都会猝死。你会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钱挣得那么多了，为什么就活不长呢？

　　差异就在于，西方人越有钱过得越好；中国人越有钱过得越不像样。虽然中国的有钱人住的也是豪宅，开的也是很昂贵的车子。

　　我每次出国都注意到，西方人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前两三天都是在旅馆的游泳池边，拿一本小说很悠哉地看。那对我们东方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会说我们花了昂贵的机票钱，我们花了昂贵的住宿费，怎么会乖乖地待在游泳池边看书呢？这就是进步和落后的差别。所以我说，扭曲，与其说是功成名就的代价，不如说是因为落后而付出的代价。

　　记者：现在回头去想，这个代价已经付出了，会不会有遗憾？

　　朱德庸：不会，这就是成长。我教导我的小孩，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在“成功”与“生活”之间做选择，我会劝你选择“生活”。

　　我经常觉得，所有伟大的事业都开始于梦想，但都会结束于数字。

　　所有的大企业，最爱跟人家谈的就是数字。一开始跟你说数字，之后他们也觉得总说数字有点蒙不住人，就开始加上人性。其实那是鬼话！数字根本不包含人性，人性根本不在数字之内。但是我相信，现在非常多的人，深信企业的数字代表一切。

　　上班确实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行为。虽然我已经跳脱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行为，但是大家都像被催眠般地继续地做，当然中间有很多人开始逐渐地清醒，但他逃脱不了，因为上班已经变成这世界最主要的制度了。

　　记者：人类本来就是不上班的。为什么大家就要接受全世界的人都要去上班的这个事实呢？

　　朱德庸：人也是动物，有看到过动物上班的吗？没有。如果动物去上班的话，只有动物园的动物是去上班的。动物园的动物基本上都有精神疾病，因为它们要上班，(笑)它们早上9点钟就放到笼子里面给人家看，一直看到下午5点钟，动物园关门，它们就休息了。

　　“我其实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

　　记者：你仅仅满足于画漫画么？

　　朱德庸：漫画带给我很大的满足，但那只是一部分。能带给我满足的东西非常多，比如，到每一个城市散步，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满足。不管到上海、北京、东京、香港、新加坡、旧金山……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在街上走。另外，听音乐也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

　　记者：你会不会有意选择到一些闹市去散步？

　　朱德庸：差不多有十几年了，我自称城市行走者，因为城市里面有人。有时候，我心里很烦躁，也许会到郊区走一走，但很少。

　　我是个很矛盾的人，我基本上是惧怕人群的，不善于跟人交往，但我很喜欢观察人群。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到一群与自己互不相识的人群中去，我就会很开心。我最怕的就是把我放到人群里面，而那群人是针对我来的，像记者会、新书发布会……表面看起来我都非常镇定，其实我前期都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才能面对这些事情。

　　记者：我的意思是说，你把智慧只用到画漫画上会不会觉得可惜？因为我觉得漫画只是用了你大脑的一小部分，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朱德庸：不要引诱我又掉入落后的陷阱———就是人要做更多。

　　记者：不，我是觉得你精力肯定是有多余的。

　　朱德庸：你提的问题很好，我这一阵子也常常想这个事情。我对很多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譬如说雕塑，雕塑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我想我还是可以把幽默运用到雕塑里面的。雕塑跟漫画最大的不同点是它是立体的，可以呈现各个角度，而漫画是平面的。

　　现在我可能一天只画2个小时、3个小时。确实，这一阵子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创造出更多东西。如果我本身拥有这个才华，可我现在却可能只发挥了20％或者30％，这是很可惜的。

　　记者：现在是不是也是一个准备的阶段、酝酿的阶段？

　　朱德庸：我现在不确定。因为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我是在考虑，我是不是浪费了我的才华，另外还会想，人生难道就是为了工作吗？等等。

　　记者：你在两边摇摆？

　　朱德庸：对。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但是我认为我的作品是不成熟的。我甚至觉得，我离开世界的那天，我的这些作品对我来说是毫不重要的。

　　我经常会想到张爱玲，你看张爱玲死了之后，她的作品一直被人研究，有人成立基金会，有人研究她的作品。而张爱玲本人，活着的时候非常辛苦，非常痛苦。如果你让我去选择，我要不要选择像张爱玲一样呢？

　　记者：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朱德庸：我会觉得我不要(像张爱玲一样)。今天活在世界上，能带给我满足的不是只有创作。我一直还有一丝丝的想法：我的作品说不定以后还能够流传下来。

　　我觉得那是一种病态，是一种不要脸，我认为没有那么了不起的事情。我能够靠创作为生，这个生活又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就应该满足了吧。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前一阵子有想过，我是不是在浪费我的才华。我其实是在浪费才华与浪费生命之间徘徊。

　　甜心涩女郎经典语录

　　●美丽单身女郎的最大问题是：她会让已婚的男人重新变成单身。

　　●女人靠直觉挑选男人，男人则是无感觉的挑选女人。这就是本世纪的爱情故事。

　　●好女人总是遇到坏男人，好男人总是遇到坏女人，不好不坏的男人女人永远没机会相遇。

　　●有魄力的男人一定自大，有情趣的男人一定花心，有自尊的男人一定还未结婚。

　　●所谓好情人，就是他能满足女人所有的需要。所谓坏情人，就是他能满足所有女人的需要。

　　朱德庸

　　○江苏太仓人。

　　○台湾著名漫画家，系列作品《双响炮》、《醋溜族》、《醋溜CITY》、《涩女郎》等风行海内外。

　　○出生：1960年

　　○学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电影编导科专业

　　○出版：台湾及内地各14本。内地正版销量200万本，《双响炮》、《涩女郎》搬上银幕，持续热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