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学”大热大躁，我看恰恰是摘掉这顶高帽子的好时候。

　　“国学”原来不是高帽子，而是反清志士的武器。人们见到的专门谈“国学”的书，不外是章太炎和钱穆的两本《国学概论》，还有一本曹聚仁的《国学十二讲》(后改名《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国学”这个词，是太炎先生旅居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开始流行的。他以“国学”兴亡与国家兴亡相联系，为革命张目。汤志钧《〈国学概论〉导读》说：“以中国固有传统学术文化为‘国学’，提倡爱惜中国的历史，从而激起爱国的热肠，这在辛亥革命前夕，对‘排满’革命，是起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的。”这种评价比较恰当。“国学”现在却成为一顶高帽子，被一些人拿在手里招摇过市。“国学”是什么？看一些“大师”含糊其辞，总以为高深莫测、玄妙无比。再看一些“弘扬国学”者热心创办“读经班”，让小孩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又觉得这“国学”太过浅陋。他们也许是没法说清楚。有人连自己究竟在“国学”哪一领域有什么创见或建树都说不清楚，遑论其他。其实，依章太炎的说法，“国学”就是传统的学术文化，诸子、制度、内典、理学等等，都在“国学”之列。冯其庸答《新京报》记者问，也说：“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诚如是，“国学”等于传统文化的一纸新包装，有什么意思呢？谁想研究“宝贵的传统文化”，尽管认真研究好了，没人不同意，更不会有什么阻力。真正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家都在静悄悄研究自己心仪的学说，从未见人吵嚷“弘扬”什么，倒也从来没人小看其研究。大抵说来，在学术上大吵大嚷要“弘扬”什么的人，都是坐不住冷板凳、耐不住寂寞，要去名利场争一席之地的。传统文化本来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打出“国学”这旗号，弄得像滞销商品做广告，不打出一块“天下第一”的招牌就不敢见人，真是小家子气。等而下之的是，有人打出“国学”旗号干脆就是为着商业炒作，“国学”不过是用来牟利的一块“百年老店”金字招牌。某名牌大学“乾元国学教室”，一年学费24000元，请问什么人进得起这种“国学教室”？更有一家“中国国学俱乐部”，干脆扬言“学员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这种冲着钱来的“弘扬国学”，有人批评说是“趁国学热打劫”。与其让人如此糟踏“国学”这个词，还不如就此把它送进博物馆为好。

　　“国学”这名目，也不符合学术平等的规范和百花齐放的事实。既称“国学”，隐隐之中总藏有一种罢黜百家、惟我独尊的霸气。不管什么学说，百家争鸣中的一种罢了，谁给你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2000多年以前，汉武帝曾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结果不过是给孔子学说戴顶“经学”的高帽子。在这高帽之下，孔子学说逐渐被改造成封建帝王“治国平天下”、禁锢人民思想的教条，其实等于是让孔子学说窒息而终。重温这种旧梦，请问意义何在？如果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自封的，请问这种自封又有什么意义？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有云：“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在王小波看来，这霸气等于隐藏着一种杀气。这当然是历史经验，姑且不论。徐友渔先生说得好：“如果复兴国学的运动长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他直言批评那种“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的“国学家”说：“中国恢复儒家正统，甚至(如有些人希望和努力的那样)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这才是识者的清醒，我深表赞成。

　　当初，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开宗明义地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他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赞同章太炎划定的“国学”标准，直截了当地说：“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窃所不取。”多年以后，曹聚仁说：“‘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校起来，颇有毛病。”这是他晚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开篇说的话。曹先生很认真地说：“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过来，问他们‘什么是国学’？他们也一定答不出来。‘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19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在我国古代，‘国学’即‘国子学’，也称‘太学’，便是今日的国立大学，不可混为一谈。”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动手来摘掉“国学”这顶高帽子吧。去“国学”之虚名，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