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日本人凭什么》一书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日本人的发展正在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和谋华意识正在高涨。

　　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居然在中国的“神舟六号”飞船返回的同一天，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2005年11月22日，日本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在东京举行的建党50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准备大幅修改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这意味着日本在二战结束60年后准备再次正式“建军”。

　　先前，日本已经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将中国的领土和领海纳入日本的防御范围，日本政要也公开宣称：“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已经把军队对抗的重点转向中国。

　　2005年9月26日，日本防卫厅的机密文件《防卫警备计划》被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曝光。这项计划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的防卫重点已经从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威胁，转变成为“重视西南”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正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第二号假想敌。

　　日本人把中国人作为最主要的假想敌，在日本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

　　其实，400年来，日本人一直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反复研究、琢磨，而中国人对此至今缺乏清醒的认识，处于一个麻痹松懈的状态。

　　早在1928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大声疾呼，号召中国人加强对日本人的对策研究：“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知）识上的义和团”了。（《日本论》，戴季陶著，海南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对策性研究，是否真正改变了“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是否还是“知识上的义和团”呢？

　　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对抗性研究相比，中国人的应对性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400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经提出了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方案。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提出：“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依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在丰臣秀吉的寝宫里，就摆放着一幅中国地图，以供其时刻谋华研究之用。在掌握了日本政权之后，丰臣秀吉加紧了谋华的部署。1578年，他对耶苏会传教士柯艾留说：“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与中华，决议渡海。”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朝鲜使节时，公开了自己的侵华计划：“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丰臣秀吉的谋华设想是“定都北京”、“终老杭州”。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侵入朝鲜，妄图“直捣大明国”。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虽然破产了，但对明朝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七年多的援朝战争中，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使明朝的国库和军队精锐几乎消耗殆尽，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放弃了谋华的野心。恰恰相反，此后的300多年间，日本朝野对于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的研究反而加强了。据中国学者王向远教授的考证，日本人此后不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推敲，而且研究的人员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案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王向远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由此可见，对华的对抗性研究，在日本人中，不仅成为一种风潮，而且是朝野共通的一种自觉的行为。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研究分析，400年来连绵不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对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必要性进行学术意味的设想和论证，为侵华提供思想舆论准备。

　　丰臣秀吉侵华失败后，日本不少民间人士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对侵华计划进行了各种设想和论证。17世纪中后期，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剧中设想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日本人的王国。这曲戏曾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观者如潮。《国姓爷合战》在日本人中如此受追捧，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虽然默认了丰臣秀吉的惨败，但谋华的动机却更加灼热了。

　　到了19世纪初年，日本民间的学者开始以学术著作的形式，系统地勾画对华战争方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该书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草案，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日本各省区在进攻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作了细致的安排。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在19世纪初即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用心之深，计划之密，今天的人读起来都触目惊心。

　　不久以后，《宇内混同秘策》被日本幕府末年维新志士吉田松荫进一步细化了。吉田松荫在明治维新前夕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征服亚洲计划。吉田松荫提出的欲征服亚洲，必先“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的计划，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指南针。

　　第二阶段，对武力攻取中国的具体部署进行论证和细化，为配合日本政府长期霸占中国进行规划和献计。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谋华计划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维新时期的“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次提出了“征韩论”，他们坚持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待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在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被列为“占领区”，而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为“吞并区”，其余中国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而最为露骨的是《田中奏折》出台，田中义一无疑是在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而有“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更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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