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格瓦拉的人们都尊称他为“切”，这位英年早逝的拉美革命英雄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知名的“全球反叛明星”，而1994年1月1日，一支蒙面原住民起义军宣布占领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几座城镇，奇怪的是，在象征性地占领之后就选择撤退的武装游击队却没有“领袖”，只有一个自称萨帕塔运动发言人的副司令马科斯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

　　这位蒙面的“副”司令不仅精通西班牙、法语、英语，而且熟悉多种玛雅原住民的语言，在记者面前谈笑风生，并不断地发布战时公告、写专栏文章和文学作品，其优美而充满智慧的文字赢得了众多女性的青睐，成为格瓦拉神话之后“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的系谱上最新的一位”，被许多人称为“Second Che(格瓦拉第二)”。但是，与格瓦拉不同的是，马科斯选择了蒙上自己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马科斯拒绝成为格瓦拉意义上的偶像、权威、中心、司令；相比格瓦拉这位熟谙并实践游击理论的革命者，马科斯更愿意选择词语作为行动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萨帕塔运动被称为一场符号学战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游击战，这或许是对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范式的颠覆，尽管马科斯的出现有着更为具体而复杂的现实情景，但他在多重意义上与“切”形成了对话。而他的迷人之处在于直面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化的全球局势，在反思以往的批判或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后冷战时代的行动策略，而且他把“全球思考”与“在地行动”结合起来，起码在早期斗争中把获得原住民的生存权放在首位。

　　之所以选择1994年元旦作为起义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天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圈的协议正式生效的日子，而这对于恰帕斯玛雅原住民来说可谓灭顶之灾，具体来说，就是土地私有之后将彻底剥夺和摧毁玛雅社群的社区土地共有制度，而这在马科斯看来，玛雅原住民处在了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或者说他们提前遭遇了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因此，他们的斗争将是在全新的历史时刻所激发起来的反抗实践。这本《蒙面骑士》所收集的马科斯的作品就成为这场斗争的笔记，也是符号游击战的成果。

　　正如马科斯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中谈到自己是通过文学来理解政治的，认为一些文学作品是政治理论读物中最优秀的书，胜于任何政治分析，并自觉意识到“语言不是作为彼此交流的方式，而是作为建构事务的方式”，他提出“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语词”，这种表述与后结构主义以来或者说“语言学转型”以来对语言的理解很相似了，把语言作为建构现实的一种力量，而不是现实的“反映”物，因此，或许从来没有一个革命军队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那样不图谋夺取政权，或许也没有一个进行游击战的革命家如此热衷于文学创作，当然，也没有一次革命运动中语词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是为了获取民主空间而非权力而斗争？可否有过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语词更胜于子弹？”）。

　　在马科斯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侠、骑士、海盗杜里托——一只“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中美洲的统治策略”的甲虫，还有一个是智者安东尼奥老人，在文章中，杜里托和安东尼奥老人是故事的讲述者，而马科斯只是一个倾听者和转述者。在这个意义上，马科斯不想成为“代言人”（对代表机制的怀疑），而是一位翻译者（“通过我的声音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言说”）。杜里托的故事更多的是政治寓言，比如《小鼠和小猫的故事》中吃不到奶酪、牛奶、小鱼的小老鼠终于抓起一杆枪打死了看护厨房的小猫，直接表述了《第一丛林宣言》中的著名宣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枣红马的故事》中枣红马没有选择被吃掉，也没有像“动物农庄”里的动物们那样选择揭竿而起重新建立新的专制政权，而是“跑进了另一个故事”，在这篇短小的寓言中，马科斯提出了奴隶要么被主人压迫，要么杀死主人获得“解放”，还有其他的选择的问题；而《魔术邦尼兔的故事》中则告诉我们“那些只有对立项的选择都是陷阱”，二元对立不仅作为西方哲学的根本命题已经受到解构主义的猛烈批判，而且曾经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世界想象，因此，讲述另一个故事就是拒绝二项选择之后的出路；在《活人和死人的故事》里有“一匹枣红马疾驰而过”，枣红马能究竟能跑到哪里？马科斯也没有答案，正如杜里托所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那匹枣红马了”。

　　如果说马科斯在自负自恋的甲虫杜里托面前失去了副司令的“威严”，那么在安东尼奥老人面前，马科斯更像一位虔诚的“倾听者，一个晚辈，一名学生”，智慧的印第安老人重述了诸神创造“色彩”、“月亮”、“彩虹”、“银河”、“噪音与宁静”、“时间”、“记忆”“黑夜与白天”等神话。安东尼奥老人所构造的神话世界，是一个包容差异和他人的世界，在这个土地上，诸神学会了“倾听和了解他人的不同”，这或许是人类获得解放的第一步：懂得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历史。而在《剑、树、石和水的故事》中安东尼奥老人告诉了马科斯斗争的策略，“我们必须像水战胜剑那样战斗”，因为水可以腐蚀锋利的剑；在《发问的故事》则告诉马科斯重要的不是获得答案，而是面对现实情景不断地提出问题。

　　马科斯的文字魅力来自于一种自信的调侃，除了杜里托、安东尼奥老人之外，还经常会出现另一个自我来提醒或嘲弄自己，这种对于“马科斯”身份的自我书写，使马科斯成为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在人们探询“Who is Marcos?”热浪中，马科斯却说“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国的犹太人，政党中的女性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20世纪末墨西哥的游击队员，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等等，总之，马科斯是一切被压迫群体或者说身份的能指，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马科斯”。可以说，马科斯在斗争中不仅拒绝了充当“领袖”的位置，而且拒绝成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处所。在这个意义上，来自于遥远的墨西哥东南群山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的语词并非与我们无关，与其说马科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略现宏大的寓言，不如说对于远无法坦然丧失宏大叙事的第三世界的人们来说开启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或者说没有现成的答案并不意味也失去发问的权利，至少在遥远的丛林中已经开始了有意义的尝试。

　　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蒙面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