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散文、拯救散文伦理——为《美文》扩大号作
这本扩大号,大致体现了中国散文在当下的整体面貌:繁杂的作者身份、繁杂的题材风格和体式、繁杂歧异的想象和思想。
这是“革命成果”的展示。十余年来,《美文》致力于散文革命,从最初提出“大散文”,到强调散文的“行动”品格,再到呼唤散文的“转型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摩顶放踵,苦口婆心,一直在规划和塑造新的散文状态。时至今日,在这本专号中,我们已能大致得知这种状态的面貌——至少在文学散文的范围内,差不多一切新精神和新路数和新因素尽在于此。
“革命”缘于深刻的不满,我也是一个对散文深怀不满者,在写此文的同时,我重读了我的两篇旧文:几年前刊于《美文》的《关于散文的发言》和另一篇《散文的侏罗纪末期》,发泄了种种不满之后,我曾经如此展望散文的前景:
在中国古代,写散文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专业技能,所以,有道统也有文统,散文的这种权威投射到五四以后,就是它被列为主要的文学门类。但在现代社会中,散文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它再不是“儒生”们的专利,同时,它的应用范围包罗万象,你不能说《国家地理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就不是散文,你也不能说我在网上发个帖子就不是散文,与写小说、写诗不同,写散文是一种最普遍的语用活动。
这种“民主”也许是真正回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原初构想,而且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强力支持。它们对散文有惊人的、永不餍足的需求,这需求是消费性的,但同时也构成言说、交流和表现的巨大场所,要知道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如何庞杂、纷歧,要知道我们的言语活动如何丰盛、活跃,你不能看文学散文,你得看报纸、得上网。
所以,相对于文学散文,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散文“民间”,在这里,也许一切都是零散的、不定型的,但是这里有新的散文精神——
对自身经验的执着。这里当然也充斥陈词滥调,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把写文章当作扮表情的,或者说,即使扮表情,他们的自我想象与传统的文学散文划定的场域也相去甚远,他们没有一个“道统”去承担,他们效忠于自身,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身的经验。
是的,他们常常不太正经、不太认真严肃,但这种不正经、不认真严肃就是一种认真严肃的认识论立场:这个世界、我们的自我充满了不确定,某种意义上,世界和自我就是各种各样真伪难辨的价值碎片喧嚣扰攘的场所,那么,当我们说话和书写时,我们要留下对话、怀疑的余地,甚至文章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声音的相互争辩、嘲笑。
还有文本的欢乐和自由,写散文是欢乐事,是体验自由。
还有丰盛的语言力量,那是尽情恣肆的暴力,是惊险华丽的炫技,是未经驯服的本能,是从活生生的语言经验开始狂奔。(《关于散文的发言》)
——这大致可以看成是对当前散文状态的描述,甚至是对这本《美文》扩大号的描述;当然这没什么好得意的,只不过证明,在当今中国,做一个预言家是最保险的事,因为“未来”很快就会如愿地变成“现在”,而且是矫枉过正的“现在”。在2006年,看一看这一本散文扩大号,再到各大博客网站转一圈,你就会对当前中国人的散文实践有一个总体印象:那是对自身经验的执着,但也很容易变成自我欺骗,变成澎湃的表演欲望,那是对话、怀疑、争辩和嘲笑,但也常常是对确定、认真和严肃的蔑视,那是狂欢、本能,也是暴力;是自由,但大半是不负责任的伪自由。
仅仅几年的时间,一切似已水落石出,至少在两个方向上,散文的革命似乎可以宣告胜利:在文学散文的领域里,当年张锐锋、周晓枫、祝勇等人孤独的探索已经修成正果,野狐禅入庙堂,文学散文的基本观念和审美场域已有重大拓展;同时,散文的“民间”已经形成,岂止是“非专业写作”啊,岂止是“大散文”啊,如今简直是全民皆散,广大无边且欢乐无限。
因此,这期《美文》特大号也许有一种庆祝胜利的意思。在这样的时刻,我重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那么,我们此时在哪儿呢?此时究竟是“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呢还是遍地英雄振衣而起,“文起八代之衰”而“复归于正”呢?
在散文写作如此大规模的扩散之时,在看尽了散文的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之后,我的问题非常简单:我们为什么写散文?
当然,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用”,我曾经念经一样反复强调,无文不散,凡散皆文,古时的诏旨奏议判辞是散文,现在的报告、总结、新闻、论文也是散文,这些都是“用”,散文是社会借以运行的基本语用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大儒认为文运关乎国运,毛泽东主席更把改造我们的文风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大要务,他们绝非夸张,如果普遍状况是奏议如做诗,或者写新闻如写小说,那肯定是出了大问题。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个人写报告或做论文与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谈论他的旅行、他的朋友或他家的猫狗是有重大不同,前者是“用”,后者是“无用”,写散文的理由在“用”的层面上不必争辩,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民需要“无用”的散文——你为什么写博、为什么要像宇澄兄那样谈论一把刀?
在散文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我们喜欢这“无用”的事,因为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作者”——关于“我”、关于我的世界的“作者”,一个有明确主权的声音。所以,无用之文遵行“文如其人”的约定,尽管这句话也常常像顺口溜一样被用于诗和小说的批评,但严格来说,它只适用于文,只适用于无用之文,小说和诗的情况远为复杂。
有用之文当然也有作者,但这个“作者”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把自身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个“我”有时是个“法人”,有时是“我们”或“咱们”。这也正是有用之文的“用”之所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需要在我们和他们的总体规模上分检事实、作出论述和判断。
所以,相对于有用之文,无用之文的区域远为混沌和嘈杂,无数的“我”充当自身的秘书和史官,这种不可掩盖也无意掩盖的自我指涉的书写,面临着一系列隐蔽的、但又是致命的问题:
“文如其人”这个约定如何检验?文不如其人那当然就是假面游戏,但文如了其人又如何?我们真的有兴趣认识那么多的“我”吗?或者说,我们其实不很在意文章作者和作者本人的同一性,我们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我们对这个作者的基本信任?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是“我”的世界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是如何被估价和被检验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意义来源,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而成立?或者说白了,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对于他的世界的编纂和整理是有意义的呢?怎么能够确认写文章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至此,我理解了古人对于散文写作的伦理问题的偏执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起就起在他为古代中国的散文——无论是有用之文还是无用之文——确立了一套明晰的伦理模式:顶端是普遍运行无所不及的“道”,道化而为浩然之气,每个作者都分享和养育着这团浩然之气,然后他们提起笔来写文章。道是水,人是水的波纹,人又是水,文是人的波纹,人和文最终都因“道”称信。
于是,一切文都被纳入具有强大权威的关于终极真理的本体论体系之内,“异端”没有了,人和文之间的伦理疑难应刃而解。
——很好,我相信,在古代中国,在经过数百年的道与人的支离、人与文的支离、文与事的支离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光滑严密的体系必定是长出一口气而“靡然从公”。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道”百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裂了、碎了,在此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天上有个“道”,人和文都如向阳花一样对着它开放,大地上只剩下了人,无所凭依地写着他的文,这是解放,是自由的可能,但解放之后,为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纵和离散,韩愈和苏轼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必将重新成为尖锐的疑难。
散文写作的意义在这个散文繁盛的时代需要我们深长思之。写散文不同于写诗或写小说——后二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为自己划定了相对自足的区域,而散文无法作出这样的自我限制,它广大地表述着我们全部实然的生活,但同时,当我们打开电脑决定写一篇文章、尤其是写一篇无用的文章时,这本身就是一件使我们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
问题就在这个意义之中——
一位朋友告诉我,某作家最近颇为苦恼,该老兄一向以纯真之文行世,但最近脑子一热开了博客,而且不幸有小小的虚荣,力图提高点击率,便天天一篇小文,村言村语,出尽八宝,结果呢?点击率当然很高,但问题是,他原来的忠实读者们大为伤心:原来你、你竟是个老不正经啊!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如果你就是个老不正经那你原来的纯真之文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是老不正经那你现在这是干什么呢?话再说回来,你要真是个老不正经你有必要天天写文章告诉我们这个吗?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读者的指责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古老的伦理疑难:神经坚强的当代读者不一定是为见到了又一个老不正经而伤心,他们是为发现了文与人的支离而伤心。
对此,我完全可以替那位苦恼的同行做出回答:这是个娱乐的时代,写文章就是自娱而娱人,就是把自己当做娱乐对象,而娱乐就是对人性中粗俗部分的放纵;同时,同志们哪,你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完整的我啊,我就是这么纯真和这么粗俗,这难道不正是文如其人吗?
——任何无用之事包括打麻将都有娱乐功能,无用之文也不例外,同时我们也确实不能轻率地对人类经验划分等级,论定什么值得写的什么不值得写需要隐藏,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认为就在于除娱乐之外散文另有意义,比打麻将更多的意义。
我前边在论述无用之文时说过,它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写散文完全是人类的怪癖,它并不自然,它体现着人对自身生活、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选择。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散文的作者,哪怕是在博客里天天写吃饭喝茶的作者,他都是在自我塑造,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编纂世界。
于是,散文就有了伦理问题——
这是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无数散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应然的我和应然的世界,那会怎样?很可能,世界变成一个巨大假面舞会,我们天天看的报纸如同小说,我们写的总结纯属虚构,很可能,所有的人都隐藏在文字的后面居心叵测地撒谎,我们看到无数的表情、姿态和伪意义却看不到真相和真心。文章本义为文,是老虎身上的斑纹,我们有了无尽的斑纹,却再找不到老虎。
但同时,如果我们在无数散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实然的我和实然的世界那又怎样?那意味着人类其实根本不必追寻生活的意义,根本不必吟风弄月也不必探索美与善与正义与真理。当我们在取消应然向度的意义上谈论真实时,那意味着文章变成了毁坏意义的场所,意味着只有人性中粗俗本能的一面才是真,只有玩世不恭才是真,意味着我们其实根本不必写什么散文。
我知道,我是冒失地使用了应然和实然的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应然决不是任意的应然,实然也并非自在的实然,但鉴于我们无法在自我与世界的应然问题上达成起码的一致意见,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实然也无法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任意放纵的应然或粗陋肤浅的实然,这两个方面都会把我们引向巨大的虚无——尽管可能是欢乐的虚无,这正是韩愈在他的模式中力图克服和解决的危险。
不一致很好,我们大概无法也不想回到韩愈式的一致上去,但是我认为,正因为不一致,正因为身处纷纭交错的断裂和冲突,重温和拯救散文写作的某些基本价值变得尤为紧要迫切,这些价值不可能构成韩愈那样贯通完善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碎片,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碎片,但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探究和守护,我们可能为散文写作确立基本的伦理底线——
沉默:我想象一种巨大的沉默,没有文章,没有散文。然后,在这种沉默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艰难发出声音。这是对自我、对世界的珍重、严肃的表达——尽管我是那么喜欢游戏文章,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泛滥成灾的就是游戏,狂欢的能指脱离了所指,生活和世界已被废话填塞。
那么好,现在沉默。由沉默开始——朴素,过多的文饰正在毁坏生活和世界。
于是,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散文训诫上去:修辞立其诚,我说的必是我所信的,我不信的我必不说。
于是,我们“求真”——我曾在上引那篇发言中质疑过散文中的“真实”观念:
散文要真实,这是碰不得的金科玉律,但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真实”?这个概念是否经过了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经验的检测?我看没有。散文中通行的“真实”完全是鸵鸟式的:这儿有这么个人,他写了这么件事,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它为假,那么就一定是真。所以莫言一说他的散文有虚构大家就慌了,如果他不说呢?如果很多人都不说呢?你那个硬梆梆的“真实”不是一钱不值了吗?
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质疑,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种质疑尽管不无道理,但却是轻浮和草率的,散文的真实主要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它涉及我们写作时的根本前提,那就是我们是否信、信什么——
如果我们相信任意的应然,相信绝对的实然对人类生活的支配相信一切全无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交给了虚无,而散文写作就是为了对抗虚无——“真实”与虚无相对,我信我必须探究真相和真心,同时,我在这真相和真心之中探索意义,如果没有对意义的执着,我其实根本不必管什么真假,我们对真的信念中包含着对自我与世界之整全的希望,我们相信,由真开始,我们才能行动——比如盖房子,比如证明自己像人一样活着。
因为行动,我相信“文如其人”,这决不仅是人与文之间自传式的情节上的相互认证,这是人对他的文负有责任,文就是他的一个行动,他写、他信、他安居于此。
我相信,散文确实与诗与小说不同,诗与小说是人类文明养育的娇子,它们享有一系列特权,而散文是长子,它没有任何特权,它不具备艺术的纯粹和自律,它在本质上不是艺术,而是一种世俗行为,散文所代表的世界与诗和小说所代表的世界长期以来相互深怀猜忌和蔑视,这并非毫无道理:散文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承担着直接切实的责任,它对生活作出论述和选择、发现和判断,它直接表达和指引着我们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和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风问题关乎世运——无用之文之伪之虚无之玩世不恭与有用之文的伪和虚无和玩世不恭都是时代普遍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直接症候。
在确认上述价值之后,我对2006年的散文的普遍状况同样深怀不满,也许我们还是不知“正道”何在,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失去了对它的向往和探索意志。
重读《韩文公庙碑》,我看到这样一个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恰恰相反,他认为,在天地之间有超出个人的真理在运行,他孤独和英勇地寻找、体认和表达。
这种古典的散文观被归结为“载道”,现代以来迭遭颠覆,但是现在,在2006年,我仰慕地遥望散文的古典正道——散文是载道而行,是人在刚健地思想、感受和书写和行动,是在探索和践行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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