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常有人来问我《挪威没有森林》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名著《挪威的森林》的译者。老实说，借书名来炒作，以提高销量，实在是典型的文化恶搞。想想这几年，中国的恶搞文化之兴盛，实在是让人费解。

　　如果说年轻人对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的恶搞，权且可以一笑了之的话，那么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恶搞现象的出现，实在是一种拔自己的根的行为。比如，忽而“大话”，忽而“戏说”，忽而“水煮”，忽而“揭秘”，无论庄严凝重的二十四史，还是举世公认的古典名著，无论字字珠玑的唐诗宋词还是约定俗成的四字成语，都有人狗尾续貂、偷梁换柱，闹得乌烟瘴气，甚至成了时尚。

　　或许有人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有何不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有何不好？可问题是，通俗不等于低俗，启蒙未必要稀释，喜闻乐见亦不能同哗众取宠划等号。而时代感或现代性也绝不意味着恶搞，同“一夜情”之类新玩意儿挂起钩来。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传达或表演都是一种信息，都有可能让观众、听众在哄笑声中接受和认同制造者的观点。而当其观点是荒唐无稽的玩意儿，对于文化遗产必然是“最大的悲哀”。

　　这种恶搞文化的出现想必有三点原因。一是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地位。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不完全对，因为有的文化、尤其经典性传统文化是不能也不应该产业化的，更不能商品化、庸俗化。二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由于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而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又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对倡导抢救国学的有识之士动辄以“复古”之说冷嘲热讽。三是利欲熏心。有些人口口声声称同民众接轨、同现代接轨、同国际接轨，其实不外乎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说白了就是与钱接轨。

　　或许又有人反驳说，社会如此，世风如此，大潮如此，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置身其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但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在覆巢之下成为完卵并保护完卵。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搞笑这一形式取悦于世俗社会，放弃为民众提供更高层次精神食粮的使命，那么除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浮躁和堕落到一定程度还能说明什么呢？当然，正当的、建设性的调侃另当别论。

　　我们动辄说与国际接轨，那么就看看国外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西方人都是通过阅读原始文本而非改编来实现文化传承的。法国有专门机构管理名著的改编，谁都休想利令智昏地恶搞《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之作。美国大学把意识形态上本应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宣言》同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都列为大学一年级课程的必读书目，作为一种文化经典来学习。日本人对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文化同样怀有尊崇和呵护之情。众所周知，《源氏物语》是日本以至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日本人从未“大话”、戏说过，更不曾改编得啼笑皆非，变成媚俗的浅薄的东西。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认为《源氏物语》所表现的所谓“物哀”乃是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和传统审美意识的内核。一句话，那里有日本和日本人的根。与此同时，西方各国还想方设法搞文化输出战略，如美国大片、日本动漫，压得中国电影和漫画差不多苟延残喘了。为他们这种现代文化的优势提供水源或根系支撑的，正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于是，水源得到保护，根系不许拔除。

　　西方人能对自家古典和传统保持足够的严肃、恭谨、虔诚和敬畏，为何我们偏偏热衷于不伦不类的戏说和恶搞？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胥黎早在百余年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今人尼尔·波兹曼著作《娱乐至死》中更是提醒，如果继续娱乐，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中国人的确该自醒了，是到严肃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了，别再搞笑了，别再做自己拔自己的根的傻事了！（作者是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