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认识伯牛是在2004年的一个夏夜，彼时他的《战天京》刚刚出版，在圈内颇有影响。我认为那本书在“湘军热”的泡沫里面，是一本难得的文才、史料、见识俱佳的“璞玉”，尽管打磨得还不够。但大众读者中间，这本书实在算不上畅销，看到好些的垃圾书总挤在媒体图书排行榜前面，为伯牛叫屈。见面寒暄后，首先惊讶于他的年轻，其次惊讶于他大学竟然是个学理工科的。至于他喝酒时如巨鲸饮海，敬酒不拒的豪气，我倒不奇怪，因为是老乡，我知道这样的性格几乎是地域性的。
那晚还有一位研究宪政的青年在座，酒局前半场，一团和气。谈到晚清，这位青年说：有本书记载过曾国藩确实曾想过当皇帝。伯牛大惊，因为若有这样的史料，对研究晚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珍珠。这位老兄告诉伯牛：出自民国时代某本武侠小说。伯牛听后狂呼，小说家言哪能当历史？一副智力受到侮辱的样子。后来二人唇枪舌剑，又借着酒劲，几乎学咸丰八年，声名尚未满天下的李鸿章与彭玉麟在曾帅幕中拳脚来往。
最近，蒙伯牛之赐，获赠他的新书《天下残局》，这本书写得很有趣，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看完，浑不觉夏日炎炎。但读完后有些不满意，因为从两年前看完《战天京》开始，对伯牛心中很有期许的，我以为他将在晚清史中掘进得更深，弄出一部超迈旧作的大作，不曾想这《天下残局》都是一些类似《笑林广记》的短章汇成，从篇幅、结构来看，里面大多数文章应当是先发表在报纸专栏上的。
给专栏些短故事其实并不容易，它不像长篇那样，可以前后呼应，有节奏分缓急谋局布篇。而大多数专栏文章要求1500以内，把一件事说明白，各种吸引读者的元素都不能缺，包袱什么时候抖出来很有学问，而且每一短章都要出来一个小小的高潮，这样使耗费才思的。鲁迅晚年写那些像“投枪、匕首”的短杂文，生生地捆住了他的手脚，不要说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终成画饼，就连《阿Q正传》那样的中篇也没精力去写了。
写短文章，就像过去茶馆里说树一样，每一回都要有个吸引人的“眼”，而且讲述风格尽量风趣、时髦、易懂，从《天下残局》来看，伯牛是说书的高手。晚清正逢“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旧有的秩序也已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新有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大转型中，满蒙贵族、湘淮系军头、改良派、革命人士、洋人等等都在神州这个大舞台上表演，这段时期是史家眼里的富矿，然后对大多数受过一定教育、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却不可能像专业人士那样过深涉及的读者来说，吸引他们的不是什么历史规律，也不是历史事件的重重迷雾，而是那个时代名人的趣事。——说白了，就是有根据的“八卦”。
谭伯牛的讲述方式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需要，这本书可算晚清“政治段子”的汇集，《天下残局》中的曾、左、李、胡乃至皇帝、贵妃，撕开了正史上的脸谱，一个个还原成有趣的普通人，这些英雄也罢、枭雄也罢、权奸也罢，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我们熟悉的特点：爱财、好色、畏惧权力、好面子。。。。。这些“政治段子”，综合了色情、权力、暴力、怪僻、财富等种种元素，这当然是哪一个时代，普通大众最愿意了解的东西。
近两年这种讲段子、说故事式的历史读物畅销不是偶然的，这现象能反映大众阅读兴趣的变化。在市民社会还未充分发育的前十几年，泛政治化的价值观对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很深，人们热衷于去读那些反映大英雄、大时代、大场面的书，电视制作者也好鸿篇巨制。所以那时候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帝王系列”走俏，固然和作者的出色才华有关，但也是这些大部头适应了当时的阅读气候。而这几年，市民社会逐渐发育，中产者增多，越来越多人更关心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对泛政治化的文艺作品自觉或不自觉敬而远之，就如晚明东南商品经济发展，民间话语增多后，才可能有三言二拍那种适合市民口味的传奇、评书出现。熊召政的三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业内评价很高，甚至有人认为不亚于唐浩明、二月河的作品，但市场反映远远比不上当年的唐浩明、二月河的同类型著作，为什么呢？无他，时势异也。如今像易中天这类“品读”古人、史实的作品如日中天，所谓“品读”，就是把那些古人的言行，用现代的娱乐、八卦的方式进行处理，做成大伙儿感兴趣的“小吃”，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豪华但大多数食客吃不出其中三昧的大餐。
当然，我也有一种担忧，因为这种“讲段子”的写作，是一种“短平快”的项目，很容易见到效益，它会不会诱惑像伯牛这样很有潜质的历史研究者变得浮躁，放弃或疏离了去坐冷板凳，没有兴趣去一点点发前人未发之覆，做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培养一种真正旷达而深邃的史家眼光？这种诱惑现在不仅吸引着历史研究者，也吸引着那些热衷写时评的其他社科类学者。对伯牛这种担忧，实则也是对我本人的自省，因为这种短章式的专栏写作，我也正乐此不疲呀。 (责任编辑：郭亮)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