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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伯牛是在2004年的一个夏夜,彼时他的《战天京》刚刚出版,在圈内颇有影响。我认为那本书在“湘军热”的泡沫里面,是一本难得的文才、史料、见识俱佳的“璞玉”,尽管打磨得还不够。但大众读者中间,这本书实在算不上畅销,看到好些的垃圾书总挤在媒体图书排行榜前面,为伯牛叫屈。见面寒暄后,首先惊讶于他的年轻,其次惊讶于他大学竟然是个学理工科的。至于他喝酒时如巨鲸饮海,敬酒不拒的豪气,我倒不奇怪,因为是老乡,我知道这样的性格几乎是地域性的。 那晚还有一位研究宪政的青年在座,酒局前半场,一团和气。谈到晚清,这位青年说:有本书记载过曾国藩确实曾想过当皇帝。伯牛大惊,因为若有这样的史料,对研究晚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珍珠。这位老兄告诉伯牛:出自民国时代某本武侠小说。伯牛听后狂呼,小说家言哪能当历史?一副智力受到侮辱的样子。后来二人唇枪舌剑,又借着酒劲,几乎学咸丰八年,声名尚未满天下的李鸿章与彭玉麟在曾帅幕中拳脚来往。 最近,蒙伯牛之赐,获赠他的新书《天下残局》,这本书写得很有趣,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看完,浑不觉夏日炎炎。但读完后有些不满意,因为从两年前看完《战天京》开始,对伯牛心中很有期许的,我以为他将在晚清史中掘进得更深,弄出一部超迈旧作的大作,不曾想这《天下残局》都是一些类似《笑林广记》的短章汇成,从篇幅、结构来看,里面大多数文章应当是先发表在报纸专栏上的。 给专栏些短故事其实并不容易,它不像长篇那样,可以前后呼应,有节奏分缓急谋局布篇。而大多数专栏文章要求1500以内,把一件事说明白,各种吸引读者的元素都不能缺,包袱什么时候抖出来很有学问,而且每一短章都要出来一个小小的高潮,这样使耗费才思的。鲁迅晚年写那些像“投枪、匕首”的短杂文,生生地捆住了他的手脚,不要说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终成画饼,就连《阿Q正传》那样的中篇也没精力去写了。 写短文章,就像过去茶馆里说树一样,每一回都要有个吸引人的“眼”,而且讲述风格尽量风趣、时髦、易懂,从《天下残局》来看,伯牛是说书的高手。晚清正逢“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旧有的秩序也已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新有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大转型中,满蒙贵族、湘淮系军头、改良派、革命人士、洋人等等都在神州这个大舞台上表演,这段时期是史家眼里的富矿,然后对大多数受过一定教育、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却不可能像专业人士那样过深涉及的读者来说,吸引他们的不是什么历史规律,也不是历史事件的重重迷雾,而是那个时代名人的趣事。——说白了,就是有根据的“八卦”。 谭伯牛的讲述方式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需要,这本书可算晚清“政治段子”的汇集,《天下残局》中的曾、左、李、胡乃至皇帝、贵妃,撕开了正史上的脸谱,一个个还原成有趣的普通人,这些英雄也罢、枭雄也罢、权奸也罢,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我们熟悉的特点:爱财、好色、畏惧权力、好面子。。。。。这些“政治段子”,综合了色情、权力、暴力、怪僻、财富等种种元素,这当然是哪一个时代,普通大众最愿意了解的东西。 近两年这种讲段子、说故事式的历史读物畅销不是偶然的,这现象能反映大众阅读兴趣的变化。在市民社会还未充分发育的前十几年,泛政治化的价值观对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很深,人们热衷于去读那些反映大英雄、大时代、大场面的书,电视制作者也好鸿篇巨制。所以那时候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帝王系列”走俏,固然和作者的出色才华有关,但也是这些大部头适应了当时的阅读气候。而这几年,市民社会逐渐发育,中产者增多,越来越多人更关心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对泛政治化的文艺作品自觉或不自觉敬而远之,就如晚明东南商品经济发展,民间话语增多后,才可能有三言二拍那种适合市民口味的传奇、评书出现。熊召政的三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业内评价很高,甚至有人认为不亚于唐浩明、二月河的作品,但市场反映远远比不上当年的唐浩明、二月河的同类型著作,为什么呢?无他,时势异也。如今像易中天这类“品读”古人、史实的作品如日中天,所谓“品读”,就是把那些古人的言行,用现代的娱乐、八卦的方式进行处理,做成大伙儿感兴趣的“小吃”,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豪华但大多数食客吃不出其中三昧的大餐。 当然,我也有一种担忧,因为这种“讲段子”的写作,是一种“短平快”的项目,很容易见到效益,它会不会诱惑像伯牛这样很有潜质的历史研究者变得浮躁,放弃或疏离了去坐冷板凳,没有兴趣去一点点发前人未发之覆,做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培养一种真正旷达而深邃的史家眼光?这种诱惑现在不仅吸引着历史研究者,也吸引着那些热衷写时评的其他社科类学者。对伯牛这种担忧,实则也是对我本人的自省,因为这种短章式的专栏写作,我也正乐此不疲呀。 (责任编辑:郭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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