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雄屏，一个充分男性化的名字。在一家叫做“oh film”的电影网站上的焦雄屏个人资料里，她的性别被想当然地写成：男。

　　因为体重的关系，圈里人又常常谐噱地称呼她：华语电影的“重量级人物”。

　　不愿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候选人、“台湾新电影教母”焦雄屏，有着傲人的学历和丰厚的学养，她主编的《电影馆》丛书，在台湾被誉为“电影圣经”。这位一刻都闲不住的忙人，最初的专业是新闻，到美国留学深造以后，发现原本实用有趣的新闻学，一旦上升为传播理论以后，竟然变成了一堆或螺旋或四方的模式，枯燥乏味。

　　不耐地读了一年，焦雄屏决定转行。她至今记得当年传播学院的院长秘书，一位善良和气的灰发老太太，只叫她填写了一张表格便顺利帮她转到电影专业。

　　她的生活因电影而精彩纷呈起来。校园里的午夜连场电影，仗着年轻胆大，也敢独自去看。一次遇上两场恐怖片——《生人勿近》(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也译为《活死人之夜》)，外加《德州电锯谋杀案》(Texas Chainsaw Massacre)，看完后已是半夜2点，吓得脚软，一个人走在黑黢黢的校道上，校园巡逻的警车看她走得踉踉跄跄，还特别驶过来，问她：小姐，你有没有问题？要不要紧？

　　人物周刊：决定转行时为什么选择了电影？

　　焦雄屏：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闷。我最初接触电影，是因为当时正在帮《世界电影》做总编辑，那时这家杂志的几乎所有事情全是我一个人包办。

　　我记得在美国学校看黑泽明的电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东方文化可以通过电影在西方这样地独树一帜，赢得尊敬。电影院里人山人海，连地上都坐满了人。影片开始，屏幕上出现斜体字，电影院里的人笑啊拍手啊，那些字他们是完全看不懂的。但是电影一开场，全场哑了，默不作声，完全被震慑住了。那时候，作为一个亚洲人，心里充满了这种文化上的骄傲。后来我看到巴西新浪潮的电影、乡土写实的电影，我常常想，台湾电影什么时候可以做到这样？

　　人物周刊：后来你回到台湾写影评，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来提升和改善台湾的电影环境，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焦雄屏：我为台湾《联合报》写的第一篇影评叫做《现代启示录》，文章是从海外寄回去的，那一年我25岁，当时台湾有“报禁”，报纸整个不得超过3大张，因为版面有限，所以一篇文章所能引起的反响，远比现在大得多。这一系列文章，让我在台湾有了名气，而我自己在国外却并不知道。毕业的时候，正值《联合报》创办《联合月刊》，我在那里的同学盛邀我回去，我自己觉得老呆在校园里也不好意思，虽然读书读得很快乐，于是，就回去了。

　　人物周刊：这一去，便成了台湾电影的“大姐大”。

　　焦雄屏：(笑)我不愿意只是自己一个人做，“一言堂”，所以当时我带着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很不错的青年人，一起到报上写文章，有事情我帮他们扛，当时很多片商怨气冲天，这些都要我一个人扛。《联合报》的主管对我说，“我们有你够了，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写。”可是，我不愿意报纸上的影评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当时我只有27岁，一边还在大学里教书，每次坐老师的校车都要被赶下来，因为看我这么年轻，实在不像大学里的老师。

　　人物周刊：你最早发现了侯孝贤，就是在那个时候？

　　焦雄屏 ：1981年，我们搞了个《台湾十大电影选拔》，侯孝贤的《在那河边青草青》得了第一。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很吃惊，在那以前，他还没有什么名气。事后很多年，他还说起这件事情，说这个最初的奖项鼓励着他不能乱拍电影，也鼓励了他在风格上的探索和转变。要知道，在那以前，他可是拍琼瑶式的爱情片的哦。

　　后来我做《阮玲玉》，并整理中国电影史。我们这一代人做事情都有使命感在其中。当时台湾电影的整体环境，非常讲人情世故，片商的搅扰也很厉害，认为我们的观点左右了市场。其实，我虽然自己是做影评的，但是我一直都鼓励大家不要看评论，要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虽然当时我的声音很响，但我很不愿意霸权，不愿意有权威感。

　　人物周刊：你在电影方面有很深的学养，为什么始终没有尝试自己当导演呢？

　　焦雄屏：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我很不会指挥别人，我不愿意有那种操纵和控制的感觉，要我在片场大喊，“谁谁谁，你去这里，谁谁谁，你去那边……”我做不到。所以我没法当导演。精力和体力上也应付不来，叫我挑灯夜战、7天不睡，男导演有这个体能优势，我不行。不过我从来不是只做影评，我同时在教书，台湾很多新导演都是我的学生，同时我也做出版，乃至后来帮助关锦鹏，为《阮玲玉》编剧。

　　人物周刊：你一再地说你讨厌权威感，那你对于自己“台湾新电影教母”这个名头怎么看？

　　焦雄屏：(严肃地)非常不喜欢！这个名字是在1987、1988年前后，国外的朋友先叫起来的，因为我在国外电影界的人脉比较广，很多台湾电影向国际推广，都是经过我这个渠道，这个名字就逐渐叫起来。现在我在内地工作，居然有人又把我叫做什么“第六代的教母”。其实我从来不是什么教母，我只是为华语电影做一些招呼工作，我做的都是辅助性、服务性的事情。

　　台湾电影靠边站？

　　除了做台湾电影的国际推手，焦雄屏在两地文化交流上也功不可没。早年回台湾的时候，大陆方面的电影资料还属查禁之列，每次出国回台，带了大堆简体字资料，海关的工作人员翻箱倒柜，都会叫着“匪书匪书”，将之没收。焦雄屏找到当时的台湾新闻局长宋楚瑜出马都无法讨回，因为“匪书一经查收，即刻烧毁”了。

　　焦雄屏在国外搜罗到了大陆电影录像带，只能想尽办法地剥掉封皮、外壳，剩下中间的胶片卷子，东塞一卷、西藏一卷地往回带，连身上衣服的口袋里都塞满剥了壳的卷子，在机场过海关，不小心一弯腰就会“骨碌骨碌”掉出几卷，滚了一地，她又颠着平板脚跑过去捡回来。

　　辛辛苦苦带回台湾，焦雄屏的私人电影会开张了。她在自己家放《黄土地》、放《盗马贼》、放《高山下的花环》，当时台湾文艺界的朋友，像奚淞、林怀民、樊曼侬、薇薇夫人等，都是她家电影会的座上宾。

　　这几年在台湾、香港、大陆三地游走，焦雄屏越来越痛心台湾电影的衰落与边缘化，她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里先后写了《台湾为什么缺席？》、《香港向内地靠拢，台湾边缘化》、《不要电影的台湾选举文化》等文章，对台湾本土电影的大退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反思。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中提到，谋害台湾电影的两大杀手就是政治与有线电视。

　　焦雄屏：民进党上台以后，它的政策从来不是以民众的福祉来考量的。电影的主管单位换来换去。让新闻局来主管电影！而这个新闻局，是替政府擦脂抹粉的，那些电影处的官员非常菜，不懂电影。台湾的官员、片商形成了一种互相纠缠、利益相关的共生结构。另外台湾电影导演的重复性太高，学院系的电影人才培养不足，也是台湾电影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

　　人物周刊：似乎台湾的不少官员在关于电影的事情上都闹过笑话。

　　焦雄屏：台湾的“行政院长”游锡?就闹过笑话，他握着李安的手，自以为大方地鼓励他，“只要你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金像奖，我给你1亿台币奖金！”李安谦虚地笑了笑，没有搭腔。李大导拍《绿巨人》，预算是1.65亿美元，宣传费是1.5亿美元，加起来是3亿多，超过了100亿台币。我看李安个人的酬劳大概也超过1亿台币。游锡?还以为自己拿出个天文数字奖金，要人家去抢全世界不知多少才华撑破头的大导演也不易抢到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近又有笑话：台湾的新闻局长说，愿意出资支持台湾拍100部电影。别人提醒他：台湾总共才只有几个导演？他就改口说：哦，那拿100部的钱集中拍一部好了。他似乎不知道电影是一个产业链，几个人成不了产业，难道凭一个导演一部电影就可以改变台湾电影的乱象？没有整体行销宣传的配合，台湾电影能行吗？

　　人物周刊：台湾泛滥的有线电视也是文化乱象的罪魁之一。

　　焦雄屏：对啊。林志玲摔马断肋骨，电视新闻里要看上一个月；倪敏然自杀，要看两个月；还有一年到头的选举。林志玲是很美我是很同情她，但是她断几根肋骨付多少医药费不关我的事！狭隘是台湾整体文化的隐忧。有人说，井底之蛙往往夜郎自大。

　　“摸头时代”的终结

　　人物周刊：台湾电影日趋没落，是你把工作重点逐渐内移的原因吗？

　　焦雄屏：我开始与大陆电影界合作已有多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和田壮壮、吴天明等导演成为莫逆，近来又做了几部大陆电影的监制。此外，也在大陆出版电影丛书。

　　人物周刊：其实不只台湾，香港、大陆，整个华语电影都有退潮的趋势。

　　焦雄屏：我把这叫做“摸头时代”的终结。过去西方国家对华语片的宠爱，仿佛是长辈对待幼童：哟，你们中国人也会拍电影呀？然后摸摸你的头，以资奖励。这里面的意味是，世界潮流的掌控权在我手里，我们是电影文化先进大国。这里边不免有种族歧视的况味。

　　上世纪90年代初，华语片意气风发，各种电影节的奖金奖牌没少拿，而这几年来，内地、香港、台湾的电影呈现出创作力上的弹性疲乏，另一方面，韩国电影取代了华语电影的优势，以国家的力量配合大企业，在各大电影节冲撞。中国片近年进国际电影节备尝艰辛，除了几位超级巨星导演外，大部分年轻新锐所碰到的竞争几乎又如20年前。影展的大门已经关起，之后将以平等身份与其他各国竞争。

　　人物周刊：华语电影的隐忧在哪里？

　　焦雄屏：华语电影有一流的导演，最近的一些大片，像《英雄》、《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功夫》，让人提早看到了电影市场的成型迹象。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在操作和方法上，美国在背后的这只手，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独立电影和多元文化出现的机会。那种美式消费文化和价值观对观众的洗脑，我们如果没有对抗的东西，会成为华语电影未来的危机。外国资本的大量进入和无形操纵是危险的。

　　人物周刊：徐克最近的《七剑》你看了吗？评价如何？

　　焦雄屏：我是在北京看的，惊讶于内地电影票之贵。台湾一场电影不过50元台币，内地却要70元人民币。收了这么高的钱，却没有提供一流的环境和服务，电影院里很热，椅子也不舒服，服务小姐不停地开门进出，让光线射在银幕上，这是很不专业的。

　　徐克在场面调度和视觉经营上绝对是个鬼才。但是他的编剧和叙事功夫有点问题，他的人物塑造平面化，没有立体性。那么长时间的电影看下来，感觉很疲累。记住了那种刀光剑影、排山倒海、金帛相交，记住了一些风光式的镜头，记得演员里面，有些人装腔作势有些人国语不好，但是故事忘了个干净。

　　焦雄屏评点内地导演

　　张艺谋需要烟火气

　　张艺谋是最佳的美学翻译家，我不用“诠释”这个词，而是用“翻译”。他对题材的表现和对工具的把握、用形式来表现内容的功力十分老到。我觉得现在张艺谋电影的成功与否往往在于题材的选择，因为形式的东西对他已经不在话下了。我常常开玩笑说艺谋是“电影公务员”，他始终不停，总在上班，一部拍完就琢磨下一部。近期几部电影，虽然外界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但这几部电影对于市场的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张艺谋在中国电影的符号性位置，也许让他备感压力，不知这是不是他这几年来很少见人的原因。他怀了一身绝技，已经很少跟外界沟通。但电影需要烟火气、风尘气，而不总是宫中的、非民间的东西。

　　田壮壮豪放不羁

　　我觉得他是华语电影圈的异数，人格高标，他的电影与他的人格相应。他骨子里有一股叛逆文明都市、回归自然的渴望。作品往往闪现出一种豪放不拘的洒脱气质，但对某些细微之处又出现深情款款的幽微。像《盗马贼》、《猎场扎撒》，都在影史上不可磨灭。

　　顾长卫视觉表现非常丰富

　　把长卫作为一名导演来评价稍有困难，他才只导了一部电影，作为电影摄影师他是中国最棒的，但你很难用一部电影来全面评价一个导演。《孔雀》这部片子，有人说“剧本比导演强”，虽然《孔雀》的编剧李樯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我仍然认为这一评价对长卫是不公平的。《孔雀》的视觉表现非常丰富，在笔法上也已经可以看出导演的才华。最难得的是，导演在市井小民中捕捉到诗化的表现，将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不可磨灭的动人片段，化成诗情。我期待着长卫以后还会有精彩的表现。

　　姜文是枭雄

　　姜文有大将之才，是枭雄。在他的电影里，他的气势与人格，是合而为一的。我以为姜文是中国电影标竿性人物，格局大，野心大，有开疆辟土、披荆斩棘的冲撞精力。但这种电影一部均需耗费长时间和庞大经费，于此他显得不够灵活，也不可能多产。

　　千万别忘了李少红

　　千万别忘了这个女导演，她蛮厉害的。跟香港的女导演许鞍华一样，少红很有活力，她身上有很多细腻的、感性的东西，而且她能量惊人。少红经常跟我通电话，她永远都有新作品、新点子。她跟张艺谋一样，始终在拼搏、忙碌，在电影界的导演里面，我看最勤奋的就是他们两个了。别的人大多喝点小酒、做点电影，而少红可以时时刻刻保持警觉状态，保持创作力。她也是全部导演中最具备商业经营头脑的。

　　冯小刚叙事能力很好

　　冯小刚的电影很不错。内地对他有一些评价，认为他太商业，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冯小刚是内地导演中叙事能力很好的一位。现在的不少导演，需要重新学习讲故事，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风格。冯小刚就很擅长讲故事。他能准确抓住观众的品味与兴趣，这在任何文化中都非常难得。

(责任编辑：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