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年龄大多数在17岁至30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而将领的平均年龄也不超过30岁，非常年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士兵大部分为江西籍贯。此外福建和浙江籍贯的红军也占较大比例。长征期间沿途“扩红”（招收新兵），湖南籍、四川籍、贵州籍的红军不断增多。

      参加红军的人身份不同，有雇农、工人、中学生、小商贩等等，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吃没穿，不愿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些逃婚以及讨厌了在古老的农村生活的一些乡绅，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那时候，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只是少数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革命党人以及精英们的圣经。俄罗斯那时候还叫做苏联，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红军主要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及通信兵。当时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不统一，通常是按方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进行编组。武器装备则主要取之于敌，使用缴获的步枪、机枪、轻型火炮和自制的长矛、大刀等古老兵器同敌人作战。在建军之初，红军废除了封建雇用军队的管理方法，实行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

      据1934年春季的一次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构成是工人占30%，农民占60%以上，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源于苏区当地，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的最初的红军由前国民党官兵、游民、贫苦农民等组成。

      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发展令人惊异，每年的数量成倍递增。《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这样几组关于红军的数字：“根据各种估计，1930年，红军总数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

      1934年，红军的政治身份构成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分别为28%、72%。而按照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最佳比例应该是1∶3。

      参加长征的红军，绝大多数为男性，中央红军中只有30名女性红军干部以及少数的女护士和女勤务兵，而红四方面军另有一个妇女独立师，兵力近3000人（长征后减员至2000人左右，缩编为妇女独立团）。按照这样的数字，长征期间的红军男女比例为90∶1。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 ∶1（据李德的回忆）。          

      长征前的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警卫战士合影。1934年的毛泽东正值40岁，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看上去更像个文弱的文人，非常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实际上，这一年他正为疟疾缠身而发愁，他患此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段时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之中，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接连不断地遭受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他甚至被剥夺了领导的权力，还被博古和李德点名不让参加长征。

      在中革军委决定红军长征的时候，毛泽东本人并不在苏区的首都瑞金，而是被派到于都做一项无关紧要的调查研究，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不过他仍然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周恩来给他报了信。

(责任编辑：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