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歌》：一部奇书？

　　――“被文字凝固的美不可比拟”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按语：

　　［《刺猬歌》是张炜积三十年之创作历练而成，是其已出版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丑行或浪漫》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可称之为一部奇书。

　　小说以廖麦、美蒂男女主人公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为经，以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为纬，编织出一个个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其中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写奇人畸爱，写野地生灵，将二者水乳交融地绘制成一幅幅具有强大生命张力的、野性充溢的多彩画卷。

　　小说的叙事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张炜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深刻的哲理悠思。语言凝练生动，让人过目不忘。］

　　周立民（简称周）：岁末年初，人与时光一般匆匆，此时读《刺猬歌》仿佛是对身处的世界一次冷眼打量，这番打量的结果是一种强烈的激动和不安的感觉。“激动”是作品中，你那激越、有力量、冲撞灵魂的语言，“不安”是作品中展现的令人忧虑的当代社会的情形。有人评价说这部作品是您的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和突破意义的作品”，“一部奇书”，不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它的？

　　张炜（简称张）：感谢这些激励和褒扬。作品发表不久，专业内外一些师友看了，从电话和网信上给予鼓励，说了许多好话。特别因为在新一年的开始，非常感谢。现在回头一想，还能记起当年《古船》《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创作时的投入和激动。那在自己来说是同样的沉迷，同样的全力以赴。作品都不一样，往往各不相同。所以写作是幸福的。时间真快，仿佛只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当然我得承认，这次是我的一次“抡圆”（开山的人比喻全力抡锤击打的样子）。我尽了全力。从2002年下半年到现在，主要就写了个它。开手以后倒较快，要讲酝酿，心里谋篇，那时间就长了……

　　周：你这个“抡圆”说得好！这部作品确实劲道足、精气旺，能看出它的写作调动了你几十年生活和艺术积累。

　　张：任何一部书先是有一粒种子植在心里，它会慢慢发芽和生长。这本书是十几年前起意要写的，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收获，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长一点的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激动了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不成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这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周：你“打磨”出来的这部作品非常实成，情节极其紧凑，故事性很强，章节之间的粘连很密实，很多细节的穿插不显山不露水，却在不经意中潜伏着大变故，简单地说吧，这是一部十分好读的书……

　　张：感谢您的鼓励。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只有这样的人性的展现，才能纵横交织出一段段绝妙的故事。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当然，他们不太照顾那些格外迟钝的糙耳朵。

　　周：《刺猬歌》中几乎触及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读来总觉得有着一个可怕的梦魇压在我们的心头。强权和金钱对人的压制和腐蚀在作品中展露无遗，对于你的这种强烈的忧思很早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赞之者认为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可贵的道义感和清醒的现实感，但批评者认为你抱残守缺，不能接受文明的现代化。《刺猬歌》大概又会为批评者提供口实，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小说中这么尖锐的现实冲突在很多作家笔下已经成了早已接受甚至在享受的生活背景或生活本身了，您为什么一直就拒绝认同这种“现实”，而且抱有那么敏感的批判心态？

　　张：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够多的了，经历的也够多的了。受不了。还有写作，写了三十年，磨砺，上下求索，是不容易的。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专业竞争，或者更等而下之，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样就完了。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是这二者。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单讲趣味和风尚吧，一股恶潮来了，有人会趴下，有人不会。人还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中国的古话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有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它们常常被当成了大话。其实呢，很朴素的老理儿，就是不能屈，就是不可夺志――一个作家就该如此，就坚持着，就挺着，还不是一样写下来了吗？我没有那么伟岸，可我这个人很倔犟的。还有，作家对文学的爱应是刻骨铭心的，迷人的艺术总是从这儿来，只要给他时间就行，他有了时间就能办成一些事。

　　周：不知道在这种坚持中，“道德”感是否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撑？非常奇怪，道德本应当是知识分子操守的一部分，但很多人却以践踏、游戏道德为自己时髦、“现代”的标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长此以往，它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成果在历史中轻飘飘、毫无分量。其实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道德问题不是什么陈腐的教条，而是关乎人类的精神，也是我们存在的现实。那我们为什么不直面这个问题呢，又何必谈道德色变呢？当然，不能把“道德”变成以理杀人的“道学”。

　　张：在我读过的几乎所有杰作中，哪怕是稍稍伟大的作品，它们冲动的本质部分、核心部分，仍然也还是道德冲动。缺少了这种冲动，首先不会是一个有文学创造力的人。这种冲动如果处于中心，其他各种冲动就会真正地交错复杂起来。这也是个性化的本源。如果强烈的道德冲动导致作品视野狭窄、只剩下说教和理念的一根筋，那也不是这种冲动的错，而是作家本人生命力孱弱的问题，这更致命。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吊在“道德”和“苦难”这棵树上再也下不来的情形，看到这种尴尬，但那也不是“道德”的错。相反，作家的“道德冲动”不仅会激发、而且它直接就会以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绚丽形式爆发出来绽放出来。

　　周：小说的男主人公廖麦曾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他说：自己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就是凭劳动吃饭，一生干净、清醒、无欺；他要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在他的赤子般的内心中不能容纳一点渣滓。但我发现没有无边放大

　　这个英雄的光环，反而你写了一个英雄的失败，从女儿到妻子最后都慢慢认同了现实的规则，他赖以庇护心灵的农场也将不复存在。你实际上看到了某种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的惨败。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觉得你的呐喊和疾呼对于今天的现实还会有意义和有作用吗？我不相信你写这部书只为发出一个个人的内心挽歌。

　　张：廖（主人公）这个人，让我爱恨交加。他倔犟，因为根扎得太深了，刚才说过，不管怎么说，这一类人有再多的毛病，有一个大的优长，就是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不倒伏。他起码不是势利眼。势利眼就是通常说的“小人”。他是一个对付这个时代的好手，至于说胜不胜，那倒可以不谈。他在非人的时代和不幸的个人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大缺点。比如多多少少的褊狭，神经质，猜忌；还有，极坚强遮掩下的极脆弱――他老婆有时比他还大丈夫呢。这个人哪，让我感动也让我心疼不已。他在思绪上是极复杂的，他也在否定自己当下的生活，认为自己也中了时代之“蛊”。他并不那么简单，不那么自以为是，并不完全肯定自己时下的日子（选择）。廖这一类人可以看作社会的免疫细胞，它可以发炎，可以死亡可以牺牲，没有这些细胞却不得了。谈到理想，也不应该是“概念化”的生活方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新概念”：从跑车到楼盘，都有。有时我们肯定和否定一种事物、一种人，不过是从一种概念到另一种概念，是概念在打架。不同概念之间争论起来，一方会把另一方说得不堪，活生生的人反而没有了，抽掉了。其实理想的本质是个性、土地和根，是个人化的坚持和探求，是“匹夫不可以夺志”的那个“志”。有人看到把一部书贴上简化的标签，什么“理想主义的标杆”、什么“坚守反潮流的理想”，觉得哭笑不得，认为这仍然是用一种令人反感的概念去摧毁这本书。其实不要紧，因为书是放在那儿的。

　　周：就是说他也在寻找出路，也想从目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不幸的是社会已经不给这样的人多少出路了，他等于走进了一个“无物之阵”。而你说的“倒伏”者，或者说是媚时者却出路千万条。《刺猬歌》除了作品中有名有姓的那些人物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物群，他们甚至是隐身人，但他们代表着这种集体无意识却非常强大，那就是这些“倒伏”者，对这些人的批评让我有意无意地联想到鲁迅的现实批判传统中对“看客”、对国民性的批判……

　　张：我二十多年来以半岛为中心，一直在走和看。我一直叮嘱和告诉自己：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能力是一回事，我最害怕自己变得没有感情。写作这种事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件室内的雅事和爱好。我干了写作这一行，怎么会不羡慕强大的杜撰能力？但我更需要强大的爱与知，需要感情。广阔的视野、灵活的章法、天马行空的想象，所有这些，最后都是那些脚踏实地的人才能办得到。再美妙的杜撰技巧，一旦丢掉了现实的心，也至多走向三四流。

　　周：你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个性，他们性格朴拙，都有一股犟劲儿。但光用个性特点似乎不足以概括他们，因为在性格的后面，他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你让人物承担着某一类人的精神重负，并在作品中展现出他们精神探索的历程，这是一个动态的，甚至没有结论的精神过程。关于精神探索历程的描述是你的小说对当代文学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但我发现许多作家并不太关注精神的探索，他们更在意简单的“个性丰富”，在用工笔绣花，大部分创作提供出的全是没有精神的人物，失去了精神的纬度，我觉得这种创作也谈不上艺术上的成功。所以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长文来谈你创作中这个问题，但迟迟没有动笔，说实话，很多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包括对你作品中人物精神世界的把握……

　　张：许多人认为我的小说人物个性太古怪、太复杂，层次太多，有时不那么好理解。从抱朴含章四爷爷（《古船》）到老丁文太（《蘑菇七种》）秃脑工程师大脚肥肩赶鹦（《九月寓言》）蜜蜡伍爷（《丑行或浪漫》）一路下来，特别是到了今天的《刺猬歌》，到了其中的美蒂廖麦唐童珊婆，一个一个都太古怪了，太神神道道了――好像作者只为了独特和触目惊心才这么写――我却不觉得是这样。人性的大层（鲁迅话）一旦深入了，必然复杂，层次纠扯繁多，它的内在部分是极独特极触目的――所以生活中有的好像是很熟悉的人，一旦露出（揭出）真相的时候，会让我们吓一大跳，原因就在于此。通常呢，大路的作品往往要按流行的风气去写，所以气味就差不多，比如一味的脏痞丑狠腻歪粗犷之类，其实都这样跟上去写，也就遮蔽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内心一开阔一放平，朴素点，就会发现人不是那么回事，人真是让咱大吃一惊啊。写作这种事，让爱冲动的浅薄人嚷叫起来是容易的，让自尊的方家、让时间认可并不容易。你听过苏东坡这句话吧？“众人之心，如泡在水；真人之心，如珠在渊”。

　　周：无怪乎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内心秘密的窥探者”。那顺便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作家个人的精神探索是不是他艺术修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张：我说过让自己走与看，却知道面对喧嚣的世相，也要有“闭关”之力。写作与其他功事、专业都差不多，一般的好有的是；非同一般就难了。要争取写得非同一般。在相似的天分下，这种争取其实主要是蓄养内力，炼成自己浑然独具的气象。话好像说大了，但我深知道理如此。

　　周：在艺术上，《刺猬歌》无疑是一部元气淋漓的酣畅之作，我个人最为欣赏的是这是一部直面现实的小说，但它却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谴责小说，而表现方式却无比丰富和灵活，书中人与动物亦真亦幻的交往等诸多篇章让现实同时漂浮起来，这不是降低了作品的批判性，反而让读者在富有传奇性的故事中感受到现实的压力，这使我有“梦魇”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作品中还有着齐鲁之地的地域文化的底色。可以说，这是一部调动了你多年艺术积累的小说，不知在写作之初你想追求一种怎样的艺术效果，与您的以前长篇小说相比在写作追求上有什么不同？

　　张：人与大自然流畅自如地相处并不容易，可是这样下来，对生活就会有另一种理解和表达。岁月在我、在我们一些半岛上的人看来，其实不是这样：从书本上抄来、然后再复制到城里或其他人多的地方去，久而久之就像真的、像一种常态了。绝不是这样。在更广阔之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怎样的？大抵就是这本书中写到的。这可不全是为了写一部“奇书”，不是艺术手法，不是杜撰，不是风格需要。凭我的经验和观察，人在书斋中呆久了，侃常了，在会议场所和咖啡屋之类的地方呆久了，见了动物和原野就会极陌生极胆怯，会视为“魔幻”什么的。中国民间文学常常充满了人与动物复杂纠缠的关系，这实在是自然的，具有坚实生活基础的。即便今天，只要是地广人稀之处，只要是自然生态保持得较好的地方，就一定交织了许多我书上写的这种故事。可见这就是大自然，是与人类生活最密不可分的真实。

　　周：你的这个说法我大有同感，可能是自小就生长在农村的缘故，劣根性难改啊，所以每天穿行在都市的车流人海中总感觉到生活在一种复制品和虚假的世界中。而我看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文字所提供的也是被各种所谓现代的观念转换的二次品，有人还得意认为这样的作品才有思想，可我认为这最多是思想的“冰

　　块”，没有化啊！《刺猬歌》的文字从头到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及物”性，如同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所见的世界：触目清山绿水。是自然万物在作品中的自主呈现，而不是描述自然。我非常喜欢举三岁孩子都喜欢背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才是文学的境界，笔笔是具体的意象，笔笔不见观念，这是人与自然的不隔，但你能说它没有思想？

　　张：我告诉自己，心里没有世界和现实，就没有诗。从纸上传来抄去的好词、还有学来的一些套活儿，最终筑不成诗。我这人最能记住的是形象，至于思想，我不太去记忆。具体的物，作为形象植在心里了，它们一想就跳出来了。“物”有无限的思想。情感有无限的思想。艺术的强大说服力，来自物，而很少来自直接的道理。所以我注重细部和细节，特别是语言的细部腠理，因为只有让读者在这里停留和玩味，让其慢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让读者随着急促的外在节奏匆匆而去的，掠一遍文字好像两耳填满了呼啸似的，怎么会是上品？这和网络电视上某些粗俗娱乐有什么区别？文学给人的是细福，是陶醉，甚至不能止于有趣，更不能只图个大热闹，笑一场叫一场完事。它可以是黄钟大吕，可它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

　　周：除了“地气”之外，这部小说还连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传统，比如书中有关于秦王寻长生不老药、齐国方士海上传奇的描写，请教一下齐与鲁文化是有区别的吧？你小说中写的是齐文化吧？

　　张：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不同的，但许久以来人们只称之为“齐鲁文化”，不太注重它们之间的深刻区别。面向大海，幻想多多，虚无飘渺，仙风道骨，这是齐文化。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核心。这本书中商业活动的狂乱放肆，海岛开发的奇幻景象，民间风习的种种特异，都是基于这种文化。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事来自《史记》，这是中国的一部信史，而不是传说。鲁文化在中国是更正宗的文化，而齐文化稍稍　边缘一些，也更放浪一些。

　　周：从文字上看，你的文字在吸收民间语汇、化用传统笔法上的努力似乎越来越鲜明，《刺猬歌》在叙述的大开大合、情感充沛，传统笔法就很强，以前我很注意你还出过一本读《楚辞》的笔记……

　　张：中国传统艺术特别讲究意象、变形、简洁、白描，等等。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极大地依赖笔墨，作到极精准的笔力，从而具备强大的表现力。在描绘和表述

　　方面，细部、局部必须是逼真的，而大象却会因为变形而更加传神。意象，即象随意行，意不同象就不同。离开强大的笔墨功夫，民族艺术的继承几乎谈不上。寥寥几笔使描述对象活起来，栩栩如生，这就是简洁和凝练，这就是笔墨功夫，是民族传统。我有这个意识，但不一定做得好。

　　周：这是让中国的“先锋文学”有一次平稳“落地”，而不给人以“空降感”。

　　张：我一直害怕自己的文学无根，害怕中空。如果这样，技法探索就会变成“空降品”或“舶来品”，而不是从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对应现实的紧张关系，一种最真实最切近的痛与忧，当然还有欣悦，所有这一些与文学觉悟紧密相连起来，才有可能往前走、走远。我在写作中，特别是长篇写作中，决不让形式感、让各种技法的实验和尝试漂浮到空中，或溢到内容之外。

　　周：在很多数人印象中越是严肃的文学作品越不好卖，以致于出版社现在出书要拼命地往里添“佐料”，读者是上帝嘛！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一部好书更应当看它的累计印数。我也是在无意中注意到，你的书在市场上很有长劲儿，像《古船》出版二十年至少也有五六个版本吧？总印数大概也不会低于六七十万。《九月寓言》也有三四个版本了，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你的重要小说几乎总在重印，这么看来，严肃文学是不是也不应当丧失市场信心？

　　张：我的五六本主要作品，在二十多年、十五六年里几乎每年都在印。它们积累的印数让我也吃惊了。我知道这比一次性印出上百万更让我放心。《刺猬歌》首印量之大，也蛮放心的。时间会让阅读再往深里走――有人担心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把一切都覆盖，是啊，谁不担心。不过这更得处心积虑地敲准每一个字，让其更坚硬更逼人，更耐磨损――剩下的也就交给文运得了。

　　周：那你怎么看这个“文运”呢？特别是倘使那些轻飘飘软绵绵的东西文运大兴，而有独创性的作品却受冷落的时候，对你的创作会有冲击吗？

　　张：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不必过分埋怨时代和世界，因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有那样的困难，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个体的自信与平和，是自己努力的程度。那些嬉戏闹玩的写作是既存在也需要的。它们冲荡流行喧声四起，也说明了生活一个方面的真相。它们和全部生活合在一起启发我帮助我，这就不用说了；可是这种宽容和理解，并不能代替我对自己写作的苛刻。我要写作，就只能相信文字本身的魅力，我在别人的语言艺术中深深沉醉过，大概

　　一生难忘――那更得相信这种沉醉、相信求得沉醉的方法和过程，等等。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运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方法还有好多，我这里说说容易，做到很难。咱们的日子既长长的又短短的，大风吼陶的，不从头好好修炼怎么行？总之小书一本，无可夸耀，这里不过是说说心情而已。

　　周：我欣赏您的这种“定力”，但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呢？你一定早就听过了，很多人已经在宣布“小说死亡”了，“小说的世纪”过去了。在生活中的确，网络、多媒体都在分流小说的读者，所以有人预言：等网络一代发成长起来，别说小说了，书都没有人读了……这些说法有些绝对，但不容忽视，我就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本来都是文学研究者，但现在都变了，前两年还羞羞答答地谈“电影与文学”，现在干脆与文学离婚，头头是道地大谈电影了。

　　张：如今，网络声像制品及各门各类娱乐多了去了，这对文学作品好像不是个吉音。事实上这么一冲，有一部分文学阅读也完了，基本上完了。这一来，自认倒楣的作家就只好觉得生不逢时了。不过事情还得两说着。物极必反，从来都是这个老理儿。文学当然能够存活，这个不必怀疑，大可怀疑的只是存活的方法；它存活的惟一途径，或说方法，肯定还要靠它与其它娱乐品的最大区别、它的本质追求。语言的迷恋癖们会找上文学，而且终生不渝。令人陶醉的语言艺术会让一个人，让生命，在更深处――在最隐蔽处领悟和沉潜一番。那才是大过瘾大快慰。文学给出的空间、人在这个空间里的作为，太独特太不可替代了，一旦经历了就不再忘记。被文字凝固的美无可比拟。所以作家如果更爱文学――深刻地迷爱，这才是文学继续生长的前提。作家对于语言病态般的苛刻追逐，应该不可避免。精准、一丝不苟、不向任何浮浅廉价的娱乐倾向靠近和妥协，不参与一次性变卖策略的共谋，是文学与整个消费文化分庭抗礼的本钱。能这样对待语言的，其实也能够对待灵魂。别的，比如责任啊、立场啊，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家大概是不必饶舌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可惜，要说作家应迷爱文学，这在今天也不容易……

　　周：但有一点我还是不能不担心，那就是被快餐文化搞坏了的读者胃口还能不能

　　来细嚼慢咽文学大餐了。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让我很震惊，这两年“百家讲坛”品三国，说红楼，读论语，不是搞得很红火，主讲者一下成了明星，书都上百万地卖吗？可想不到他们谈论的原著的销量并没有特别增加，人们听听易中天的“评书”就够了，根本不用去读原著，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心态可是文学阅读的最大敌人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像你的《九月寓言》，还有这部《刺猬歌》都是需要细细品味的作品……

　　张：或许有人认为写难而读易，实在地说，能够读出一段文字的妙处、懂得文字之美的，并不是那么容易。这同样需要天分。以为读了许多书，或能组织起一段华畅的文字，就一定能懂文学了，一定是专家了，这是一种误解。一个人有没有幽默感、悟想力、对场景的还原力，有没有实际生活经验的支持，这哪里是上学和作文得来的？所以说我有时不是觉得自己不会写，而直接就是不会读。我深有感触的是，一方面阅读是最朴素的事，因为有这种天分的人很多很多，正是他们构成了“阅读大众”；另一方面阅读也可以说是最难的事，因为人没有天分，只靠学点文学原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可以说，读得懂不同层面不同风味的小说，比写出好小说更难。

　　（《刺猬歌》，《当代》2007年第1期发表，有删节；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