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 从中关村看崛起

　　《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著／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１版／３６．００元

　　从《时代》杂志封面故事看中国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它的最新一期，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Ｃｈｉｎａ��Ｄａｗ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ｓｔｙ）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ｌｌｉｏｔｔ）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Ｓｉｍｏｎ ｅｌｅｇａｎｔ），为这期封面写出了长达１１页的故事，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会上扬。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Ｍａｒｔｈａ Ａｖｅｒｙ）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她也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入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真正要把它著成一部书，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１８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了６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２００５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Ａ座３０２房看到一个场面，犹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３８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５００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子，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１２个月、也许１８个月之后，这些公司大部分都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公司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Ａ座３０２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７７％在３年内消逝，有９０％在５年内消逝，有９９％在１０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２７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的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２００４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于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会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仅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了我们国家全部的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１９８８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１９８０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在中关村采访了３２个月

　　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８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３２个月。我采访了大约３００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着个人的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和时间查阅原始资料。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了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的精力用在事实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