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经济生活

　　旧式包办订婚，新式文明婚礼

　　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

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原定1917年12月在家乡完婚。江冬秀是个缠足的小脚女子，只粗通文墨，连信也写不好，但胡适并不嫌弃。

　　 他赴美国留学后常与江冬秀通信，却从未见过面。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在准备动身之前，决定先汇去200圆，12月13日回家时随身再带400圆。这就足够开销了。

　　 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天正好是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的27岁生日。他们在乡间举行了新式的文明婚礼。胡适写了《新婚杂诗》五首，发表于《新青年》四卷4号。

　　 胡适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形成了新文化人群体，教师在经济上都很宽裕。

　　胡适在北京赁屋定居

　　回到北京，胡适不断地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报告日常起居；他也常常接到江冬秀写来的信。1918年3月6日，胡适致母亲的信中写到：

　　 昨日已由银行汇寄现洋六十圆，由芜湖转寄家中。明知此数不够用，且先寄此数，至下月再寄六十圆。（此时票价五八折，连汇费在内，六十圆合票洋一百零五圆）。

　　 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1银圆可以兑换钞票1元8角左右，银圆更值钱了。无形中胡适的收入又增加了。3月8日致母亲信中说：昨日商务印书馆有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四十五圆，正好应用，这时候的四十五圆，真抵得八十圆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3月11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

　　 ……今天下课后，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十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了二十五圆一月，大约廿一、二圆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让至二十圆，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3月13日、27日，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明，在靠近北京大学红楼的地方，已看完了一所房子，地方离学校很近（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已付了定钱，预备搬进去住。房租每月2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800元），确实很便宜、很划算。

　　 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共有17间房屋，一进门是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

　　 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妻子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大家庭团聚、世代同堂”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梦，从鲁迅、胡适到张恨水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有时寄的多些，或托人带些药品、食品之类，以尽孝心。

　　 如胡适通信所述，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仁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

　　 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不过，他本人的生活还是简朴的。

　　 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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