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胡适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近年来日益升温的胡适热，似乎正一步一步求证着慎之先生的大胆假设。我们能质感地触摸到这股胡适热的，就是当下胡适图书的出版热。

　　(杨金荣 学者/文) 近年来的胡适图书热

　　最近国内多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有关胡适的图书。

称得上学术类著作出版后起之秀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继去年推出旅美学者余英时的作品《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之后，今年又相继推出《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胡适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等系列有关胡适的图书，尽管这些图书有的十年、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版过，胡适的作品就像胡适“我的朋友”式的微笑（季羡林先生语），依旧魅力不减。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只是众多出版社的一个缩影。

　　目前图书市场上有关胡适的图书，大致可以类别如下：

　　一是胡适作品的整理出版，如由著名学者姜义华教授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学术文集》系列，目前已经推出了“中国哲学史（上下）”、“新文学运动”、“中国佛学史”、“教育”、“语言文字”等分册，这称得上是胡适作品的“类书”。由于胡适一生在许多领域都曾“开风气之先”，这种分门别类，方便了不同学术领域的学人，也是胡适作品出版体例上的大胆尝试；一是胡适作品的再版，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胡适全集》。出版全集是胡适生前的愿望，胡适在世时，曾羡慕鲁迅逝世后不久，就出版了全集，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胡适百年诞辰，《胡适全集》也还没有踪影，以至学术界、知识界发出“《胡适全集》离我们有多远？”的呼喊。新千年之初，这一跨世纪的期待变成了现实，《胡适全集》在胡适的故乡出版了。首次印刷已经销售一空，目前，安徽教育出版社正组织海内外学者进行补充、修订，不日将以新面孔行世。据说，在北京举行首发式的当天，出版社带去的1000套图书被抢购一空，此种景况，禁不住令人遥想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胡适文存》的盛况。《胡适全集》的问世，其意义超越了学术和出版本身。胡适晚年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大陆上的“胡适思想批判”，等于让人重新温习他的书。胡适的话未免有点苦涩。在那个“一犬吠影，十犬吠声”（陈寅恪先生语）的疯狂岁月，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更不要说“温习”了。胡适的著作与胡适思想尘封二十多年。如今胡适研究登堂入室，胡适著作有了销售专柜，胡适又回来了。这种自发、自觉的“胡适热”决不只是胡适个人之大幸！

　　具有比照意义的是，这种对胡适作品的再版热，不只局限于大陆。2004--2005年，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出版了十卷本的《胡适日记全集》。《胡适日记》最早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胡适诞辰百年前（1990年）出版，手稿本，共18册，2001年，大陆出版了简体字整理本《胡适日记全编》，共8册。台北联经版的《胡适日记全集》比《胡适日记全编》更完备，对所有日记涉及的人物，作了索引，使用更加方便。

　　最近几年出现的胡适作品热，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波胡适图书热之后的又一波胡适图书热。199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胡明主编的《胡适精品集》，共16册；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文集》，共12册。曾数次与胡适有书信往还的李敖，此次造访北大，北大赠送的礼品中，就有《胡适文集》。

　　除了胡适作品热，胡适研究或与胡适研究有关的作品出版热，也是胡适图书出版热的一部分。

　　一是与胡门学派有师承关系的“学案”类图书，入门弟子以其亲见亲历，追忆胡适的治学方法和生平，读来亲切，弥足珍贵。

　　漓江出版社最新出版了周汝昌先生的大作《我与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是红学研究大师，他是在胡适的奖掖之下，走上致力一生的红学之路的。胡适称周汝昌先生是他在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作者追忆了自己与胡适之先生在红学研究上的交往。这本书的出版，某种程度上，以个案的方式，梳理了胡适与红学研究的关系。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是胡适的另一位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师从胡适治学的经验之谈的小册子。罗尔纲先生在胡门五年，亲承师教，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受用一生，成为一代史学宗师。三联书店今年再版上架。《师门五年记》，又称《师门辱教记》，篇幅不大，胡适晚年改现名。胡适生前特别热衷此书，多次自己出资印刷此书赠送门生、故旧，原因在于，这是一本示人“何以为学”的著作，这本书自1995年在中国大陆面世以来，常销不衰，读者们喜读此书，“盖思勉矣”。与其说《师门五年记》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如说，胡适倡导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培养出一代史学宗师，具有久远的感染力。

　　二是研究胡适的学术著作。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周明之先生的《胡适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今年列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与胡适有关的图书系列。该书是研究胡适的两本必读英文书之一，由于占有大量的英文材料，周明之先生的这部书既是学术著作，也是史料性著作。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学者雷颐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英文材料著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系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所著。格氏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时，曾聆听过胡适的演讲“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那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正如火如荼。他觉得胡适可能是为自己辩护，遂以胡适思想研究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后经修订增删勒成此书，197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格氏是惟一一位非华族的知名的胡适研究者，他的著作也是美国最早关于胡适的学术论著。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著作。

　　国内学者研究胡适的新作叠出，例举如下：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海波著《胡适：新派传统的北大教授》；易竹贤著《新文学天穹两巨星：胡适与鲁迅》，武汉大学出版社；钟军红著《胡适新诗理论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徐雁平著《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沈威卫著《胡适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闻继宁著《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自由主义的困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等等。

　　胡适图书热与胡适研究热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胡适研究呈现出一些特点。

　　研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国内主要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科研院所大多有学者研究胡适，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雷颐研究员，北京大学罗志田、欧阳哲生教授，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南京大学沈威卫教授，安徽大学沈寂教授等，他们在胡适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老一辈胡适研究者培养的新人在胡适研究方面也渐入佳境，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研究群体，开始成为胡适研究的中坚力量；胡适研究已经成为高等学校研究生论文的热门选题之一；一些相邻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跨学科研究胡适。

　　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纵向层面，早年“暴得大名”时期的胡适研究不断深入，中年“过河卒子”的胡适和晚年流亡海外时期的胡适，越来越多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以前那种“头重脚轻”或“虎头蛇尾”的研究图景正在被改变；在横向层面，上个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几个方面——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考据学、红学等，也正是如今胡适研究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不仅如此，研究者的触觉较多切入到胡适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在关注胡适宽宏、容忍、平和等理性一面的同时，也开始挖掘他感性的一面；一个博学、睿智、满脸喜气而又平凡、真实、血肉丰满的胡适回来了，现代中国文化长廊中原本属于他的位置回来了。胡适的回归，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他曾是一个中心人物；胡适的回归，还因为，胡适提出的一些命题，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尽管胡适的著作里不一定能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药方”，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无法回避胡适与胡适思想的。

　　研究的材料与方法也有所开新。材料方面，除了传统的日记、书信、文稿、演讲稿、年谱、回忆录、报刊杂志等汉文材料，有关胡适的英文材料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所搜寻、挖掘和采用；方法方面，除了胡适终身恪守的“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实证研究的方法之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把新兴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理论引入胡适研究，给胡适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研究的风气更加实事求是。无论是胡适的“问题与主义”、“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证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胡适与国共两党及其要人的关系等，研究者没有“画地自限”的禁忌，也没有“废然搁笔”的无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仅每年数十篇（本）论文（专著）的发表、出版，还有专门的胡适研究的集刊定期或不定期行世，胡适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显学”之一。

　　胡适是在春天去了天堂的。而在人间，胡适的春天又回来了！ 1949年前后胡适不同的命运与心路历程

　　1949年以前，胡适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和著名学者，胡适在几代学人中拥有巨大的影响，所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正是胡适独步学林、独领风骚的写照；作为终身服膺美国文明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有民主精神，通晓中国文化，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在美国朝野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深受美国政界与舆论的赏识，美国政府内不少人甚至认为胡适任大学校长是“赋闲”，成为蒋介石政权“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其中三昧，不难推想胡适在当时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地位。

　　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是国家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是胡适生命中的分水岭。

　　1948年岁末，他匆匆辞别了他终身眷恋的北京大学，在蒋介石的一再劝说下，于1949年4月，前往美国，充当“民间大使”，给蒋介石政权所谓“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海外寓公生活

　　蒋介石要胡适去美国做“不是大使的大使”，利用他在美国朝野的影响，争取对其政权的支持。但1949年与胡适任驻美大使时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两年前，美国政府内那些还以不识胡适近状为念的“我的朋友”，一个个表现出“有心无力”，胡适在美国的游说，“一筹莫展”，深感“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精神十分苦闷。他在纽约公寓里寂寂度日，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满是烟头的烟灰缸，很像一个保姆。这与他在国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境遇何止霄壤？

　　曾经拥有30多个美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胡适，流寓纽约期间，在美国大学找不到自己的讲坛，只有做零星的讲座。他甚至不得不到纽约之外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一个管理员。花甲之年的胡适之先生，患有心脏病，每天带着药品，来回坐火车上下班，担心自己的生命忽然一天会结束。同是在纽约，同是住在东81街，当年胡适刚刚卸任驻美大使，离开华盛顿，移居纽约，就收到了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教书的邀请，还收到罗素曾经教过书的一家基金会的邀请，邀请之多，令他一时无所适从，胡适只好在决定之前，先休息一阵，做有闲暇睡觉的自由人。仅仅过了几年，胡适还是原来的胡适，纽约已不是原来的纽约！

　　在国内时，胡适往往一个暑期，就能完成一篇乃至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寓居纽约期间，胡适除了做《水经注》考证，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胡适的学术成绩几乎是“乏善可陈”。虽也曾发愿要完成未写完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最终还是抱“半卷遗恨”，给后之来者永远的感叹！1949年以后的几年，胡适之先生的学术生命黯淡无华，与他在国内时判若两人。

　　胡适“不做校长”了，也“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至于能做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角色期望的清晰度降到了历史最低，角色行为因此失去参照。没有了参照，行为难免发生偏离。本应该是在书斋里研习学问的胡适，常把时间花费在看无名作家的小说和华文报纸的副刊，甚至加入到太太们搓麻将的行列，这种几乎颓废的心理，在胡适一生中是极其少见的，是胡适在国内任教授或校长时所不可想象的。

　　1958年，胡适带着心灵的疲惫回到台湾，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本以为可以以此为凭，在台岛重新燃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蒋介石只是希望他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为他的“政治反攻”服务。胡适科学与民主的理想，遭到蒋氏父子和台湾文化保守势力的围剿。而《自由中国》事件的发生，雷震的被捕入狱，更是让胡适徒叹“大失望，大失望”。胡适最后几乎是在被围剿中撒手西归的。

　　1949年的历史大转折，对于胡适那一辈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天崩地坼”。

　　胡适最初的心理就是自视为“逃兵”。他检讨自己钻进故纸堆，是逃离现实社会，自己学术救国的理想没有能够对国家社会发生作用。尤其是，他离开北京大学时，北大即将迎来50周年校庆（12月17日），身为北大校长，在校庆前几天弃职离开自己深爱的北大，不能与自己的老师、学生一道庆祝学校五十大庆，他流下了热泪，为自己、为北大、为“忽值山河改”的国家。随着内战形势的急剧发展，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瓦解，胡适有一

　　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发出了“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责问。他的心理也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日记中甚至自视为“难民”。流寓美国的几年，胡适痛感自己在美国人眼里，不过是英语中所说的“白象”，大而无用，曾经是罗斯福总统座上宾的胡适，在美国，已经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胡适的感受就是，自己已经成了异乡大地上的流浪者。

　　无论是自视为“逃兵”、“难民”还是“流浪者”，这种不同阶段的自我感受，其实折射出的恰恰是胡适对于家国的执著情怀。

　　胡适曾经在台北北大同学欢迎会上说了一段话，这对于1949年前后胡适之们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是很好的导读：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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