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开放的帝国》是一本论文式的历史著作,但它并不生涩、枯燥,相反,它活泼生动,读来一点都不吃力,这主要得益于其研究方法。作者芮乐伟·韩森(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大量引用绘画、文物(如青铜器)、甚至史家最忌讳的小说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她敏锐地发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个没有女性的城市,500多个人物中只有不足20个女性;《西厢记》中讲述的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在唐朝、金国、明朝等不同时期,人物之间的主次和故事情节的选取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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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芮乐伟在书中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来看这本书的副题———1600年前(读作幺六零零年前,而不是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作者把1600年作为一个拐点。1601年,利玛窦在被刁难了8年以后才被允许进入到北京。芮乐伟认为,在这个微不足道的拐点以前,中华帝国一直是开放的,此后走向封闭,并彻底衰落。
还是从研究方法讲起。商朝的范围不过是河南安阳附近一片很小的区域,而广大的中国大地上非汉族人却被忽视了。所以,芮乐伟特别关注今天中国范围内的非汉族人历史。巴人、龟兹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等,他们的历史和发展的细枝末节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跟汉族的对抗和往来中相互学习,进入,最后融为今天的一体。这就是芮乐伟所说的开放。
一个清晰的思路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成功地融入进来,和儒道两家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人可以兼信儒道佛三家,并形成信仰传统,利玛窦的被排斥,则是基督教义的被排斥,当然,这是所有被排斥的外来文明之一种。
芮乐伟将此作为拐点,应该是她作为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不会接受。不过,为什么中国由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域变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度?作者给出的解释是,退回草原的蒙古人对明朝的进攻威胁,给明朝统治者造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坚定了汉人对外族的怀疑。他们亦步亦趋,固步自封,渐成习惯。这个解释,我们同样不怎么认同,这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更顺理成章的暗流。
芮乐伟说,汉族人原来和四夷接触时,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他们无所畏惧地拿来主义,尽为我用。所以我说,开放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胸怀。这种胸怀或者来自芮乐伟所说的自信,或者来自懵懵懂懂的无为而治,以无心战胜了有心。
那么,可否把中国封闭的根源归结为开放?开放让开放者不可避免地走向繁荣。他们因开放而迅速发展,发展到无与伦比时,难免唯我独尊,轻视一切,不思进取,接着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无法将开放坚持下去。如何让开放成为一种自身的本能,源源不断地流淌?这是今天的超发达国家应该警惕的,小心别人的昨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在这个信息时代,单独属于某一民族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少。美好的文明永远属于全人类,造福所有的人,谁也不应该死抱着民族或者国家说事,这,则是我们不应漠视的。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美)芮乐伟·韩森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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