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全国的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

战斗在东营——记第二条战线的东营战场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东长安街北侧王府井南口外以东，有一座三层小楼，是国民党政府北平电信局报务科的报房、机械科的中央室、营业科的东长安街营业处所在地，有员工470人，是一个完整的电报通讯体系，人们习惯统称为“东营”。它不仅担负着北平通往全国各地的电报业务，而且是北方地区的电报通讯枢纽，在全国电信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

　　电信，被称为社会活动的中枢神经，不可须臾中断，国民党政府严加控制。

北平电信局局长聂传儒，是国民党特派员，科股长以上行政主管，除个别人外，全是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大后方来的接收大员。在电信系统内，建立了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下辖7个区分部)，一个三青团区队(下辖15个分队)，一个军统小组，三个中统小组，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分子遍布全系统。

　　东营，还是三青团的大本营，区队部就设在这里，有6个分队，60多名团员。还有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中统、军统特务和军统外围组织成员。另外，除警察站岗外，还有宪兵驻守，他们经常窜到员工宿舍“串门”，跑到报房“巡视”，甚至蛮横拘审当班员工。

　　东营对面，东长安街南侧，是一大片空地和树林，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东侧，是两个灯红酒绿的舞厅和一个电影院，西侧紧邻纸醉金迷的王府井大街。白天，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抱着“吉普女郎”(妓女)，在这儿横冲直闯；夜晚，霓虹灯下，达官贵人、富贾豪绅，搂着舞女，招摇过市。

　　在这样一个政治上高压，周围环境颓废淫荡的东营里，占人员多数的青年员工，却是高唱边疆民谣，组织联欢活动，阅读进步书籍，出版揭露黑暗、歌颂光明的壁报，洋溢着一片团结向上、进步欢快的气氛。最终，发起影响全市、震动全国的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等斗争，国民党反动堡垒被炸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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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工”斗争

　　1947年底，刘少奇同志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汇报时指出:北平城内的工人中，市政工人是主要力量，地下党领导北平工人运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市政工人方面，特别要把重点放在电信系统的工人工作上。根据少奇同志指示，1948年初，地下党工人工作委员会，改组为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陆禹，领导电信和邮政两个系统的地下党工作，把此前由工委、学委领导的地下党支部，都转到市政工委，北平电信系统的工人运动，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8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10月，我介绍张润滋入党。当月，重建东营党支部，市政工委指定我任支部书记，张润滋任组委，胡浚任宣委。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高兴的是党对我几年来工作的肯定，不安的是我刚入党，党竟委此重任，怎能担得起哩。接着，爆发了“饿工”斗争，对刚刚成立的东营地下党支部，是个严峻考验。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垂死挣扎。8月19日，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限制物价”。人们称之为“8·19限价”。

　　当时，物价飞涨，在北平，一个油条法币10万元，一斤猪肉200万元，一袋面粉3000万元，一封平信邮资1.5万元、航空信11万元。我一位外地同学来信，由于邮票太多，信封贴不下，只得把信封贴在整版的邮票上。东营发工资，用一尺来长的布口袋装，成捆的纸币足有半斤多沉。员工们拿到工资，赶快奔向黑市换成银元或到粮店买粮食，当班的，叫妻儿来领，否则，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物价又涨了多少倍。

　　所谓“币制改革”，就是发行新币“金圆券”，代替“法币”，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而“限制物价”，只是把员工的工资冻结了，实物补贴取消了，物价不但限不住，反如断线气球，直线上升，仅仅过了12天，就突破了“限价”。到了10月份，一袋面粉从“限价”时的7、8元金圆券，猛涨到60多元，而且是有价无粮。粮食全部转入黑市，一袋面粉高达100多元。当时东营一般报务员月工资74.38元，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袋面。活着吃不饱，死了连棺材板也买不起。东营一位员工逝世，就是靠同仁“化棺吊”(募捐)安葬的。电信员工和社会各界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线上。

　　当时，平津各地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饥饿斗争。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七十兵工厂等工厂工人纷纷起来，要求追发欠薪，发放面粉、煤炭，并把粮店私藏的粮食搜出来，按“限价”分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一些中、小学的教师们要求改善生活，停教“总请假”。陆禹布置密切注意员工情绪动态，因势利导。

　　东营地下党支部通过东营的《铃铛》壁报，大声疾呼。10月初出版的一期，刊登诗歌:“传声器中在报告/说是今天要拿钱了/同志听到个个笑/拿着图章往科里跑/钱到了手更费脑/我将怎样把它花掉/是买米、买面/还是买棉袄/唉！有吃无穿，有穿无吃/这年头可怎么过得了”。接着，10月15日出版的一期，更进一步写道:“煤、粮、布不相上下地爬上了限价的八、九倍，……当昨天黑市面粉涨到100元、煤球每斤1角、布每尺3元时，我拿到整月的74.38元的血汗报酬，躇思良久，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嘴里喃喃发问着:‘朋友，今冬的日子怎么过？’”接着，有目的地启示:“为什么人家的‘配煤’‘配粮’，因为力争的缘故都有了着落，而我们还在苦挨……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这种凄惨的罪恶的赐予……恐怕只有我们驯服的电信员工们，我们这一群失掉工会给争气的可怜虫才能享受。”

　　《铃铛》的呼唤，极大地激励了东营新当选的工会小组长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当晚，小组长邱玉良、徐君禹、张光斗和何复新就聚会研究，决定以张光斗个人名义，邀请东营工会小组长参加，召开“饥饿问题座谈会”，共商反饥饿对策。

　　18日晚，“饥饿问题座谈会”在东营召开，除工会小组长外，不少员工也主动跑去，有60多人，群情激愤、慷慨陈词，控诉苦难生活，强烈要求行动，反对饥饿，争取生存。决定:以东营工会小组长的名义，串联电信系统各单位，两日后召开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共商反饥饿大计。

　　斗争序幕拉开了！

　　第二天一早，东营小组长奔赴各单位通知，我们赶忙向陆禹汇报，市政工委紧急分析形势，研究情况，确定方针。决定:“因势利导，发动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论，只提经济要求，避免政治色彩。鉴于工会小组长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合法组织进行，但对上层不抱幻想，独立自主进行指挥，掌握斗争主动权。还鉴于历次斗争，地下党员都冲上了第一线，被当局注意，这次尽量不参加公开领导机构，幕后领导。

　　10月20日，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如期在电信食堂召开。由于事先各党支部都在小组长中进行了酝酿，会议开得既激昂又顺利，一致决议向电信当局提出三项经济要求:1、每个员工发救济金300元；2、按“限价”每个员工配售两袋面、一吨煤；3、工资全部能按“限价”买到生活必需品。三项要求中，先发救济金，限10月26日前答复，否则就停止工作，实行“饿工”。由于前不久，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严禁罢工、怠工，因此，叫“饿工”不叫罢工，既避免了和《条例》直接冲突，又易于发动群众，博得社会同情。同时，选出王骏发、张光斗、何复新和其他单位的16位小组长组成小组长代表会，进行工作，这样既可以推动并监督工会理、监事行动，又便于独立自主组织斗争。

　　第二天，小组长代表找到工会理、监事，他们在强大压力下，假惺惺地表示附议小组长联席会议决议。并约小组长代表一道面见电信当局提出要求，一道去国民党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呈报备案，摆出一副共同“战斗”的架势，蒙骗群众。

　　与此同时，小组长代表独立自主进行斗争的组织准备和思想舆论准备。建立了由小组长代表组成的“饿工斗争总指挥部”，各单位由小组长组成分指挥部，设联络、纠察、总务干事，组建全系统的联络网和纠察队。在和平门外北平电信局院内地下电缆通道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外面倒锁门，里面安装电话，规定联络暗号，专人值守。为了不给敌人镇压以借口和争取舆论同情，军政新闻等报、话不停，其余业务一律停止。自动电话无法选择，决定停止维修(当时，北平有两个人工电话局，三个自动电话局，各占业务量的一半)。同时印发《消息》快报和《签名书》，向员工通报消息，发动员工签名。《签名书》写道:“每一员工发给300元救济金一项，如届时不能达到目的时，我愿遵守大会决议案，实行‘饿工’。上项条件系我等共同之要求，并愿对小组长并代表安全损害共负完全责任。”《签名书》是宣誓，是决心凝聚的组织措施，广大员工，包括多数下层主管都签了名。

　　不出所料，当局敷衍，工会上层表面支持，暗里和当局沆瀣一气。就在表示附议小组长联席会议决议的当天，发出通知，要会员“勿向局外人透露”，“对新闻界发表消息，概由本会宣传组负责，请各位会员万勿个人对外发表”，妄图封锁消息，把斗争纳入他们的轨道。小组长代表不听那一套，通电全国电信局，向报社通报消息，《北平日报》、《世界日报》、《新民报》都连续进行了报道。

　　22日，当局以发给每名员工救济金50元搪塞，广大员工十分气愤，说:“这不是拿员工耍着玩嘛！”小组长代表坚持原定的300元要求，理、监事则背着小组长代表四处游说:“50元不行，100行不行？”

　　26日，期限已到，当局决定每名员工借支一个月工资，并下令会计科立即发放，以缓和形势。借支消息传来，犹如火上浇油，群情激愤，借支等于没有救济，不能接受！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时，理、监事彻底撕下画皮，抛开小组长代表，以“工会”名义，让各单位讨论接受，跑到广播室对着大喇叭喊叫，让员工去领钱，甚至造谣说:“××单位已经领了，你们还不赶快去领。”妄图分化，瓦解斗争。有的员工不明真相，领了钱，后来弄清真相，愤怒地把钱退回。下午2时，小组长代表和理、监事一起开会，对是否接受借支争论激烈，他们提出接受，小组长代表坚决反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拿到当晚小组长联席会上讨论。

　　当晚6时，小组长联席会在西长安街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工会理、监事们也参加了，由王骏发和那名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工会理事长共同主持。他们继续贩卖接受借支主张，小组长们坚持300元救济金，如不给满意答复，就按原决定“饿工”。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嘘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直激烈争论到晚10时多。理、监事们黔驴技穷，抛出事先拟定的“杀手锏”，宣布“全体辞职”，并威胁:“一切后果由小组长负责！”气急败坏退出会场，妄图夭折斗争。小组长代表针锋相对，故意造成无政府假相，也表示“辞职”，“叫群众自己决定”。风云突变，沉寂片刻，“表决”呼声四起，东营小组长许书凤挺身而出，跃到台上，主持表决，除1人外，一致振臂呐喊:拒绝借支，实行“饿工”。许书凤代表全体小组长宣布:“从27日零时起，全体电信员工实行‘饿工’，不获圆满答复绝不复工！”

　　决战号角吹响了！

　　在小组长开会的同时，我在东营紧张组织战斗准备，院内贴满了“饿”、“要温饱不妥协”等大标语，纠察队员集合待命，派专人注意宪兵活动，在不同角落安排了三部电话，为的是如果有的电话被破坏，还有别的电话和总联络站联系。下班的员工也不回家，等待会议消息。小组长们回来，传达了“饿工”的决定，出于激愤，不到零点，电报就几乎全停了。

　　27日零时一到，除少量军政、新闻等报话外，通往全国各地的电报、长途电话、市内人工电话、报时、服务、查号等绝大多数业务全停了。人们拿起电话，听到的是“对不起，现在‘饿工’，不接电话”。到营业处拍发电报，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现在‘饿工’，不拍发电报”。立即影响全市、震动全国。上海、南京、天津等十几个城市电信局，迅速发来通电声援慰问，通电在报房传阅，传到哪里，哪里一片欢呼。

　　“饿工”开始后，东营纠察队员全部到位，员工们严肃沉静地坐在自己的岗位上。胡浚、王骏发、赵锡恩分别守着电话，我则各处巡回，及时研究情况，处理问题。总指挥部传来消息，电话二局遭到威胁没有停止工作，我们立即派出纠察队员和其他单位纠察队员一道赶去支援，很快也停止了工作。宪兵冲到报房挑衅，马上派人向他们介绍员工的苦衷，并和他们一道站岗放哨，既进行教育，也是监视，如有情况立即报告。深夜，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同情，找胡浚写了《告同胞书》，申明“饿工”原由，“向诸位亲爱的同胞致歉”，贴在东营大门口。清晨，报社记者来访，派出王骏发、张光斗、赵锡恩接待。

　　东营广大员工充满必胜信心，自觉遵守各项决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主管人员慑于群众力量，报务科长连报房也没进，呆坐在办公室里。平时不可一世，找茬儿骂人克人的股长，一反常态，到报房默默转了一圈，一声没吭，灰溜溜地走了。

　　北平电信员工的“饿工”斗争，冲破国民党政府严禁罢工、怠工《条例》，犹如震撼天空的惊雷，把国民党军警宪特严密控制的反动堡垒炸开了缺口。北平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员工也纷纷要求改善待遇，天津、青岛、张家口等地电信员工也奋起斗争，要求按北平办法，发给救济金，斗争形势十分有利。

　　当时，死硬顽固的局长聂传儒不在北平，一位工程师副局长主持工作，面对如此严重局面，惊慌失措，乱了方寸，急得嗓子也哑了。通过长途电话向电信总局和聂传儒告急，电信总局不予答复，聂传儒则态度强硬，吼叫:“我就不信弄不了这些人，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等我回去再说。”

　　副局长说:“不答应，问题闹大了更不好办。”地下党员监听到他们的对话，马上向陆禹汇报。陆禹指出:“饿工”斗争在政治上已经沉重打击了敌人，经济上也存在着胜利的可能，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利用有利形势，在局长没有回来之前，如果答应了基本条件，通过和群众充分协商，可以复工。

　　“饿工”当天，副局长要求和小组长代表商谈，小组长代表说:“要谈，你向全体小组长去谈。”下午5时，再次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小组长联席会，陆禹不顾个人安危，隐蔽在会场外遥控指挥。面对员工的坚决斗争，当局无路可退，那位副局长哑着嗓子答应第二天给每名员工发救济金200元，三天内，再发40元，下欠60元积极筹划，其余两项，尽力向有关当局交涉，恳求马上复工。然后退席，小组长们进行讨论。这时，不少小组长坚持不达到300元目的不罢休，小组长徐慧芬(电话七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退到场外和陆禹秘密接头请示，陆禹认为:在聂传儒不准答应条件，等他回来再处理的情况下，这位副局长能答应240元，已属尽力了，而且距离原要求不远，可以复工，但要做好小组长们的工作，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徐慧芬回来带头发言表态，党员小组长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耐心说服，最后，一致同意接受条件，停止“饿工”，恢复工作。历时19小时又16分钟，给国民党沉重打击的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胜利结束，《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响彻云霄。

　　北平电信员工“饿工”斗争，是第二条战线上一场出色战斗。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给予高度评价，仅隔6天，11月3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即刊登了《新华社陕北一日电》，介绍了北平电信员工的斗争情况后，说:“这一消息，使解放区军民对敌占区城市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斗志。对敌斗争的第一条战线和在敌占区的第二条战线更加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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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厂斗争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平津解放在即。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城，守敌负隅顽抗，部队撤到城内。西直门、广安门、朝阳门外，500米以内的居民都被赶走，房屋拆光，修筑工事。到处乱抓壮丁，补充兵源和服苦役。组建了以特务分子为骨干的突击队和军警宪联合纠察队，全城警戒，突击队非法逮捕、刑讯我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1949年1月5日一次大搜捕，就抓捕了1000多人。纠察队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沿街巡逻，对“不法者”“当场抓获就地正法”，在天桥和新街口，当街枪杀老百姓，血染北平城。

　　东营内一片混乱，由于当地解放，东北、华北的大中城市电报电路陆续中断。报房的电路标示牌上，凡电路中断即“翻牌”，这时形成大片“翻牌”。营业厅内，不通电报的城市公告越来越多，外地电报有的空运来平，用北平的电报纸抄出投送，伪造电路畅通，欺骗民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这条中国最早的有线电报电路也中断了，报房机器几乎全停了。

　　广大员工饱受国民党迫害，挣扎在饥饿线上，经过历次斗争，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欢迎共产党，热烈盼解放。但也有一些人，虽然痛恨国民党，但受反动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疑虑观望，再加上这时形形色色谣言纷至沓来，更增加了恐慌心理。当局主管，惶惶不可终日，神情紧张，不断开会，加强了电信检查和对员工的监视，以撤退到台湾、福州为诱饵，动员员工登记，和他们一道逃离北平。与此同时，驻东营的宪兵人数也增加了，严加看守。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是: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组织力量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一切建设，争取团结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留下尽可能多的有用人才，配合与迎接解放军解放北平，为占领后管理城市做准备。《中共中央华北局对北平党准备迎接我军入城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电讯、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应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不遭受破坏。……如遭受任何损失，都会造成入城后工作上严重的困难。因此就要依靠党和党员团结群众，采取各种方法，保护机器不受损坏。”陆禹向我们传达了上级党委指示，经过支委会研究，12月15日，在朝阳门外吉市口党员时长春家，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我通报形势，做动员，安排护厂工作。大家激愤讨论，誓死保卫东营的战斗打响了！

　　会后，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各种借口搬到东营来住，日夜坚守。以党员何其庸为队长，组织了一支小的秘密巡逻队进行巡逻。1947年1月初，根据陆禹的布置，通过工会和当局协商，整顿了原有的群众消防队，秘密巡逻队员，都吸收到消防队中，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发动员工保卫东营。整顿后的消防队，由报务科长担任队长，中央室主任张受彬(他虽然是国民党大后方来的，但不同流合污，耿直正派)和王骏发担任副队长，下辖四个组，组长是行政股长、主任，12名副组长全部是地下党员、“民青”和积极分子，既便于开展工作，又把领导权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它名为当局领导的消防队，实为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秘密护厂队，有70多人，进行消防演习，存水，存沙土袋，挖防空壕，昼夜站岗放哨，围绕东营周围街道巡逻，保卫东营。在解放前夕最紧张的日子里，消防队团结教育广大员工，监督当局和敌人活动，防止破坏，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号召保卫东营。宣传“机器就是我们的饭碗”、“破坏机器就是砸我们的饭碗”。我写了《东营消防队告同仁书》，王骏发编了《消防手册》，号召:“我们是电信工人，保护机器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使出所有的力量来，严防一切阴谋分子破坏我们的电信局。”针对谣言引起的恐惧，访问了外地解放后撤回来的电信员工，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进行教育。利用搞通信的有利条件，收听新华社广播，广为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告北平各界同胞书》等文件，除秘密张贴在员工休息的地方外，巧妙地夹在积压发不出去的电报里，员工们翻着翻着，出现了共产党的文件，先是吃惊，继而认真阅读起来，看后，又悄悄传给别人。

　　为防止当局阴谋破坏，打消一些主管人员对国民党的幻想，以“北平解放委员会”的名义，给行政主管发信，平时表现比较好的发《劝告信》，表现差的发《警告信》。为了震慑，决定把信寄到他们家里，但又不知道住址，我派积极分子金文江潜入报务科办公室，找出名册抄录下来，伪装笔迹写好信封，到远离东营的不同邮筒寄出。然后，布置党员和积极分子注意观察动向。

　　为了团结工程技术人员，保护通讯器材，胡浚多次和中央室主任、工程师张受彬谈话，在胡浚的启发帮助下，他认清了国民党已被人民唾弃，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接受护厂任务，抵制当局把未拆封启用的机器设备运走的命令，和其他积极分子一起，连夜拆箱，设置秘密库房，把器材隐蔽起来。

　　做好和平解放和武力解决的两手准备，向陆禹领了《纠察证》，内定了纠察队员名单，准备到时上街维持秩序，伙食团备粮、备菜，做好后勤准备。同时，与驻东营宪兵“联络感情”，宪兵班长爱打篮球，我就派会打篮球的党员李文书和积极分子与他一起玩。党员拿出衣服，并倾个人所有筹钱换成银元，一并放在党支部，准备如果打起来，就给宪兵银元，买通他们放下枪技换上便装当老百姓，不给国民党卖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营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革命种子，结出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