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周恩来愤怒的事 "伍豪等启事"始末

　　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当面指着周恩来撒泼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还声色俱厉地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护，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这充分暴露了江青无赖泼妇的嘴脸。

　　果然，在江青一伙的策划、纵容下，从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间，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出马，策动聂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陈伯达授意聂元梓，派人进驻国务院的一些部、委，调查“十七年来贩卖的帝、修、反的货色”，揪出总老板，清算其罪恶。

　　——在江青等人指使下，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300名“政治犯”，打成“南方叛徒集团”。

　　——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

　　——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京，看到姚文元写的题为《祝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的诗，认为诗意是反周恩来，并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江青、陈伯达一伙策动的这股“倒周”逆流，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感。5月27日，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致信毛泽东：“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29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这些恶毒攻击，周恩来洞若观火，处之泰然。1967年5月15日，他在接见北京两所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严厉批评他们冲入外交部揪斗陈毅的行径，并且表明，他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激愤地说：“拿我个人来说，他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⑩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一直揪住“二月逆流”不放，妄图整倒“三老四帅”等一大批老同志。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再次集中批判“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大肆围攻，诬蔑他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攻击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同志“一贯右倾”。但是，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强调：对这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并且提出，中共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提出要及时“解放”犯过错误的人，并为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辩护。

　　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联委负责人会上，他说：“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的许多话是根据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置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于不顾，继续策动围攻“二月逆流”。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动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话。“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要求继续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1969年1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值班室的请示报告上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传达，制止他们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在围攻“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时，处心积虑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倒周”，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择手段地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江青此举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为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当天，周恩来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到“伍豪等启事”时，周恩来强烈反对“拿这个要挟”来搞阴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借此“倒周”是反对的。这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过：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当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致信毛泽东，重提“伍豪等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而当时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纯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但他却不置一词，不予证实。可见他的用心十分阴险歹毒。

　　尽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仍然妄图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陷害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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