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简传

　　作者：关纪新　来源：www.laoshexue.com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出身于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作出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贡献。满族现代作家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

　　1899年2月3日，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那条小胡同过于地窄小，把口处才三四尺宽；那个小生命又确实太弱，险些一降生就夭折。产妇已然41岁，贫困劳累的生活使她生下儿子便昏死过去。

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产妇，竟把刚来世上的赤裸着的婴儿忘在一旁。幸亏婴儿的大姐及时从婆家赶回来，一把抱起就要冻死的小弟弟，将他揣入怀中……这条因而得救的小生命，就是日后享誉中外文坛的老舍。

　　老舍出世的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京师百姓都忙不迭地在燃放花炮，欢送各家的“名誉户主”灶王爷上天。可是，此刻，他们家中真正的户主，新生儿的父亲，却还在他的岗位上。他根本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因为，他是旗人，是个命里注定的兵。从清初满洲民族入关之前，该民族的全体成员就被编入了八旗军事组织之内，历经三百来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所有满族人，都隶属于其中某个旗的管辖，男人们都有当兵报效国家的义务。

　　老舍的父亲，姓舒，名叫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

　　八旗制度，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方面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它自始至终地把满族人全都严格地拴在当兵吃粮的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做工、务农、经商，所以，在八旗兵额不能增加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广大下层旗人的生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贫困，成了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下层旗人的可怕的魔影。

　　永寿的家，就是京城穷旗人中的典型家庭。老舍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包括父母、两个没出嫁的姐姐、一个哥哥和他，共计6口，全仗着父亲每月从旗人衙门领来的 3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艰难处可想而知。

　　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满语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着拱卫京师安全的任务。到清末的时候，北京旗人的精神分化很严重，阔绰有闲的旗人们颓唐不肖的很多，但是，下层的穷旗兵，却还多能保持急公近义、爱国护民的传统。在穷旗兵中间，大家常常互相勉励以国事为重，他们最爱说的，还是那么一句硬话：“旗人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的家伙和一身的疙瘩肉！”他们得像一代又一代的先人那样，随时准备投入爱国报国的战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许多地方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当权者慈禧太后一时兴起，凭借义和团的力量，向外国侵略者宣了战。西方列强不甘心失去唾手可得的在华利益，组成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直逼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化装逃出了城。而京师八旗兵和义和团将士们，则由城外到城内，跟联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场双方武器与实力实在太悬殊的战役里，老舍的父亲永寿喋血殉国。他的阵地在正阳门，激战中，城上中了敌军发射的烧夷弹，城门坍塌，并且引燃了旗兵们脚下散落的火药。永寿被严重烧伤，当天即死在了爬回家的半路上。

　　外国强盗占了北京，又大肆搜刮钱财。老舍家和京城绝大多数市民的家庭一样，遭到了他们光天化日下明火执仗的掠夺。他家的大黄狗，被侵入者一刺刀就给捅死了。刚满一岁半的他，熟睡在炕上，没有引起强盗们的注意。否则，他也难免像那条黄狗一样的可怜。

　　老舍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母亲是个最肯吃苦的坚强女人。她不仅靠给店铺伙计和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裳养活着一家人，而且还一遍遍地给日渐长大的儿女们讲述他们的父亲阵亡的故事。小小年纪的老舍，便懂得了什么是爱国和应当怎样地仇恨侵略者。他把“爱咱们的国”，当成了人生的头等要务。

　　他家贫寒到了极点，按照常规，他是上不起学的，只该去像其他穷旗人的孩子一样，从七八岁开始，就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到店铺里学点糊口的手艺。他作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7岁那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善人”刘大叔，彻底改变他一辈子的道路。刘大叔叫刘寿绵，出生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满族内务府巨富家庭，却一生乐善好施、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佣人，刘寿绵没有忘记这点旧情，专程来到舒家，拉起童年老舍的手，把他送进了一所“改良私塾”。刘大叔负担了他的全部学费。

　　老舍是个从小就知道勤奋与要强的孩子，他没有辜负母亲、刘大叔和一切严格教诲他上进的师长。在私塾，在后来读过的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和第十三小学，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家境越发地艰难。所以，他虽然考取了京师第三中学，却只在其中读了半年，就实在读不下去了。瞒着母亲，他通过紧张的准备，一举考取了极难考上的北京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学校，学膳、着装等全部公费。

　　在师范学校的5年时间，他的天赋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他一直是受到师生们喜欢的高材生，而且受到校长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已经在文学方面有了长足的长进。1918年，未满19周岁的老舍，以该届第5名的优等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他欢天喜地地跑回家中报告这个消息，对为自己受尽了苦的母亲说：“今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老舍任小学校长期间，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虽然没有参加到游行行列中去，却受到了潜在的教育，更深入地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有了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自己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的想法。

　　1920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的劝学员。这是一个一般人想得也得不到的“优缺”，待遇相当高。可他只干了不到两年，就主动辞了职。他不肯让自己混迹于学务管理界的乌烟瘴气之中，宁可收入大大减少，也愿意做些真正对社会、对穷苦百姓有益的事情。

　　1922年，他在宝乐山牧师（满族）的影响下，加入基督教会。一两年间，他通过教会，做了许多普及大众文化教育的工作。同时，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一中等学校教书。在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经引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5年。去英国之前，他曾不经意地发表过三两篇诗歌和小说，可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作家。到英国后，为学习英文，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萌发起也要“写着玩玩”的念头。于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出手。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前者描写了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市侩老张，为满足金钱占有欲，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后者，则状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其中既有浑浑噩噩、整日胡混者，又有天良泯灭、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进、舍身济世者。上海的《小说月报》及时地登出了《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远在英伦的年轻小说家老舍，得到国内文坛上下的关注与好评。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曾指出：“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作者初涉写作，技巧上欠讲究，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这两部作品的不足也显得比较突出，小说在情节铺展上缺乏能动控制，笔墨过于放任恣肆，插科打诨过度，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的倾向。即便如此，作者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譬如：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 300年，大批满洲旗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而长久以来，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所折磨，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剧命运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为生成一种“泪中含笑”的民族审美趋向，创造了社会与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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