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呼唤盛世史诗 三作家谈文学的时代抉择

华夏呼唤盛世史诗

熊召政

　　少年时读杜甫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大理解其深意，只是困惑，好运当头的人，为何写不出好文章来。稍长，读辛弃疾的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便渐渐能窥其堂奥。这种英雄气度，与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表述的那份苍凉，可谓一脉相承。

　　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一直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一个命题，几乎成为中国作家代代相传的基因。这便是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来由。

自秦以降，中国历史跨过那么多王朝，始终是乱世多于顺世，至于盛世，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疮痍与苦难，在作家的心中发酵，出乎为文，成就了不少名篇。如果我们以文学的眼光看中国，则魏晋与盛唐是两个既非常优秀又迥然相异的范本。魏晋时期虽结束了东汉末期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但还称不上顺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作家们，为摆脱士族政治的压抑，而穷形极相地张扬个性。这种放纵的结果，导致作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最终两败俱伤。魏晋风骨，作为个体而言，是心灵解放的绝响，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责任的放弃，是破坏而不是救赎。

　　盛唐的文学却不一样，文学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却是国家的事业，几乎每一个作家，无论他是宰相还是平民，是元帅还是穷儒，都有着锦心绣口吐出七彩华章的能力。至今，盛唐气象令我十分景仰。盛唐气象即国家的意志符合民族与百姓的需求，而文学又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主导并作用于作家创作。今天，我们不管是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样气势豪迈的诗句，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样卓然傲立的自信，都能让我感受到作家磅礴的胸襟；即便狂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浪漫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我们仍能体会到作家既惊世骇俗又心地坦然的大家情怀。

　　当今之世，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迅速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我们正置身于千载难逢的盛世之中。中华民族再一次抖落满身的风霜与心灵的疮痍，跃上理想的高地，创造亘古未有的史诗。

　　相比于时代，我们的文学显得有些滞后。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格调高雅品质浑厚的作品，但相比于狂飙突进多姿多彩的时代，文学的声音尚未达到黄钟大吕的效果。就我的阅读经验，衡量盛世文学的标准，应该感情充沛却绝无矫揉造作；虽有儿女情长却更具英雄气概。大凡一个气势雄健的时代，文学的园林里绝不可能是一片窃窃私语。脂粉气、浅笑与哀愁，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

　　精神气象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标准，文学恰恰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的具体体现。文学不可能像政治与经济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培植国力，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却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生于斯世，就应该有能力承担斯世的责任。作家不能选择时代，但时代却可以选择作家。在当下，一个作家对社会不但要有清醒的批判的能力，更应该有昂扬的建设者的责任。

　　所谓盛世，即政治家可以引领潮流，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科学家可以让手中的灵蛇之珠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而文学家，尽可用手中的彩笔，写出超迈古人的瑰丽雄奇的史诗。让更多的史诗般的作品诞生，这应该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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