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世界

　　梁漱溟的禀赋在更大程度上适合去做一个宗教家而不是学者，他热衷于成为一个信仰者和实践者。他并不在乎有什么新的学说或者创见可以归在自己的名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的态度，典型的儒者满足于“述而不作”，他们把“为往圣继绝学”视为人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1918年11月14日本来是梁漱溟父亲梁济60寿辰，但是他在这之前决定自杀。行前，他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父说：“能好就好啊”。过了几天就传来梁济辞世的消息。（参见《最后的儒家》一书）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梁济最后的疑问。现在，这个意味深长的短语被拿来做了一本书的书名，这就是艾恺跟梁漱溟1980年8月间的一个长谈——梁漱溟晚年口述。

　　在做这个访谈之前，艾恺已经写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他尤其对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或者叫文化保守主义有专门研究。他选择梁漱溟作为访谈的对象，当然也是由于梁漱溟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这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访谈。问题当中包括了日常起居、业余喜好等可能无关宏旨的琐碎话题，也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及身世和见闻。梁漱溟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世纪性的见证者，他跟20世纪的诸多名流、学人、领袖等等都有来往。其中包括跟他同样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他曾经是毛泽东课堂上的讲师，后来又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而众所周知的是，1953年9月，毛泽东骂梁漱溟“比西施还美”，正是这个雷霆之骂意外地给梁漱溟带来了世俗的名声，否则他很可能像熊十力等人一样，知名度局限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学术圈子里。

　　梁漱溟的名望的另一部分来自蔡元培。据说梁漱溟曾经希望能够考入北大做学生却未果，但这并不妨碍蔡元培后来聘请他来北大当教师。在北大，梁漱溟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此奠定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但是，梁漱溟对自己的这一哲学家的身份一向并不大看重。

　　晚年的梁漱溟自己最为看重的著作是《人心与人生》。梁漱溟说：“我写的书，特别是最大的一本书、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在跟艾恺对话的时候，梁漱溟充分意识到他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来对话的，因此他必须多谈思想，但是，到底什么是梁漱溟的思想则仍然不甚清晰。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艾恺这个高鼻深目的美国人介绍什么是佛学，什么是儒家。他自然知道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因此梁漱溟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或者说，在思想上，是佛家，在生活上，则是儒家。

　　显而易见的是，梁漱溟的禀赋在更大程度上适合去做一个宗教家而不是学者，他热衷于成为一个信仰者和实践者。他并不在乎有什么新的学说或者创见可以归在自己的名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的态度，典型的儒者满足于“述而不作”，他们把“为往圣继绝学”视为人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因此，在问及最佩服的中国人时，梁漱溟提到一个叫伍庸伯的，这是一个军人，这个人想睡就能睡着，想醒就能醒来。“他是真正能够在他的生命上自主自如。这个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不是随便讲一讲、说一说的学问，这就是孔子的生活之学。”所谓“生活之学”，不是“我知”，而是“我能”。

　　同样，梁漱溟最想追随的古代思想家是王阳明。梁漱溟认为王阳明做到了“明心见性”，就是说进入到了“彻悟”的境界，“他的这个生命已经远远高过我们”。梁漱溟推崇王阳明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学出来的，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是生命本身已经具有了一种功夫，一种能力。梁漱溟推崇的是这个，他大略地说到了“戒、定、慧”，说到通过“习静”的练习可以抵达彻悟的境地。

　　因为更重视“践履”的缘故，梁漱溟没有呆在静谧的书斋里。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的另一大课题，是他的社会试验，他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把儒家复兴跟现代化能够结合起来。艾恺对梁漱溟的乡村构想有很高的评价，尽管他在这个社会改革的游戏中最后成为输家。

　　虽然他热衷社会实践，但是梁漱溟当然不是一个政治家。即使他阅人无数，我仍然感到他对政治的见解并没有超过普通老百姓的水准，他的议论是随大流的，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有许多是被塑造出来的。儒学人物的现实感一般都比较单薄，他们过分沉浸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对现实的认识常常是不准确的，这在梁漱溟的身上也能够看出来。

　　他的强项说到底还是在守成的方面，对政治的不了解倒是帮助了他，使他不会像别的哲学家或者别的学者那样容易曲学阿世——比如哲学家冯友兰就写文章批判孔子。1974年批林批孔时，在那样的氛围里，只有梁漱溟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遭到围攻。当别人问他，你对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感想和意见时，他引用了《论语》里面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在重压之下呈现儒者的风骨并非是梁漱溟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惟一姿态。梁漱溟相信，“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梁漱溟一再回答了他父亲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起来。

　　然而，有关未来世界属于中国文化的断言与其说是一个可以证明的命题，不如说是梁漱溟这一流人物的信仰。即使如此，梁漱溟还是尽量给出了一些说明。他认为西方文化主要是针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西方文化确实优胜。中国文化主要是探讨人对人的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的长项了。我们讲究“礼让”，讲究“孝悌慈和”，而将来的社会，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与人相处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就有机会复兴了。

　　正是在这样的表白里，我必须指出来，梁漱溟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实的隔膜，都是非常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