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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文学——鲁迅与周作人的追求

  鲁迅与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们的影响泽被后世,他们的作品惠及中外,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永远的话题。两人生前死后、反正开合和恩怨荣辱中的人生轨迹,堪称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心灵简史。

  新时期以来,一个颇有影响的论断对于我们把握周氏兄弟的精神世界,至为关键。

五四新文学传统有两支绵延的力量,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前者重点是启蒙,后者矢志在文学。鲁迅是启蒙的旗手,周作人是文学的代表。立足如是基点,会发现兄弟二人同异的源与流。

  北京鲁迅博物馆孙郁先生在《鲁迅与周作人》中,与两位灵魂交流,拂去历史光影的遮蔽,触摸光环笼罩的棱角,让原有的形态和姿容与自己对视,继而展示于人。选择书斋可进可退的弟弟,不断地寻找着精神的灯火;放逐自己流放风雨之中搏击不计后路的兄长,用生命之躯燃烧着自己,冲荡着别人。周氏兄弟本来在一只船上,后来各自东西。思考与改造,求稳与变化,战士与隐士,一里一外之中,追求代价的权衡,总结归纳起来,并不轻松。经验与教训双方皆有,后来者也难超脱免俗。

  本书时刻执著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其中的深长意味,牵系着读者的目光。按照作者的说法,我们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实践着他的基准判断。为此,他告诫我们,只注重“干路”,而消灭“支路”,造成的必然是文化的悲剧,合理的文学生态环境拒绝如此的简单和绝对。

  周作人曾把“读书不忘救国”看成知识的“干路”,而将“为学术而学术”,视作“支路”。1930年,北京大学成立32周年,他在文章《北大的支路》中坦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且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周作人愿意重复地说:“北大该走他自己的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要奋勇前去开辟荒地,着手于独特的研究。”他呼唤的学风是迂阔一点,而切忌太聪明,太漂亮。孙郁言及周作人的存在,可以校正文化上的偏激运动,可以看到一种反正。截然对立并非秉承成熟文化品路的人所操之事,浑然融合倒恰似大家的豁达风范。

  孙郁先生正是缘于这样的见识,界定周作人的世界始终是历史悖论的清醒提示者。周作人虽为“支路”上的人,其文化多元的价值,既有意味,又富深意,于“干路”大有益处,说其为“干路”的支撑者,不为过誉。

  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王得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很是看重作者的学术良知和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孙郁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是“被亵渎的鲁迅”。没有完备的事实做坚强的铺垫,如此出新的观点,难免空穴来风,只会沦于过眼云烟。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曾大病一场。鲁迅在10个月的苦寂中,辛苦护理弟弟,在送作人去西山疗养归来的一天,“停饮,大醉”。一人独自饮至大醉,心境之苦,手足恩重,其情毕现。孙郁在书中通过鲁迅和周作人大量的日记、书信和作品等,为我们再现了兄弟二人咀嚼苦难的历程和深重的生存困境。述之有据,言之凿凿。舍此,六经注我的孙郁又将自我的心意和思绪与周氏兄弟荟萃一处,情思使学理灵动起来,见的把论析连缀成篇,不用春秋笔法,去除隐晦曲折,原来如此,相视一笑。我们阅读学人的比较传记,获得的新鲜感受犹如胸有成竹的老师在课堂上的越界侃谈,神韵绕梁。

  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为我们营造的独特意象,是他的独创,也是他与两颗灵魂交接的瞬间写实,更是他徘徊兄弟间,落稳脚跟后追踪到的大师身影。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上述句子散见于书中各章,好像用画笔描摹出精气神兼备的两位长者和智人,走到我们中间,一起娓娓道来。弥散在文字里的,信念焦虑也好,希望苦诉也罢,都裹挟着对人生的挚爱。

  大师的复杂和其时生存的无奈,诱使着孙郁在书中为我们复原他们的真面目。探索和研究人的本真,确乎是难。鲁迅逝世12年后,钟敬文在回忆战士的鲁迅时,说先生是“攻击”的战士,也是“保育”的战士。而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将两人的思想、人生及作品纵深比较,更是遭遇着许多未曾料及的学术暗礁险滩。以十几个专题专章论述,化繁难于简易,引人在欣赏性阅读中反思理论的沉重,这正是本书兼及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可人之处。

  周氏兄弟刚刚开始译介域外小说时,日本报刊就注意到了两人的工作。国内对他们二人最早注意的,是钱玄同与刘半农。朱光潜先生1926年时借用周作人的自况,将两人的风格如此对比过,“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谭正璧先生专题性比较周氏兄弟的文章是1927年出版的,事隔整整80年。当时还仅限于从创作和译著两方面来分析兄弟二人,而今学术阈界的拓宽,使得鲁迅与周作人的研究成果精彩纷呈,孙郁先生创作的35万字的《鲁迅与周作人》,无疑当居其中重要的一席。

  《鲁迅与周作人》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34.00元

  孙 郁:辽宁大连人,1957年生。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长期从事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专著多种。  

(责任编辑: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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