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斯尔》：历史人物，抑或神话英雄？

　　中国是《格萨（斯）尔》的故乡，蒙、藏民族共同的辉煌历史和文化孕育了《格萨（斯）尔》。其中，蒙古族的《格斯尔》，与《蒙古秘史》和《江格尔》一同被誉为古典文学三大高峰，在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格斯尔〉研究》的作者主要运用文献学、版本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１７１６年问世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蒙古文，以下简称“北京版《格斯尔》”）以及２０世纪初以来发现的诺木齐哈屯本《格斯尔》、蒙古文《岭•格斯尔传》、鄂尔多斯本《格斯尔》和隆福寺本《格斯尔》等多种抄本《格斯尔》进行比较研究，就蒙古族《格斯尔》的文学形式、思想内容、流传与发展演变的历史等提出了独特而新颖的学术观点。

　　首先，本书第一章“《格萨（斯）尔》研究回眸”表明，作者比较深入地领悟到《格萨（斯）尔》学术史的重要性，从而以相当的篇幅评介了多部与之相关的研究著作，一方面比较客观地评论前贤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另一方面就“格萨尔是藏族历史人物”“《格斯尔》源于《格萨尔》”说提出了质疑。作者简要评介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１６１７～１６８２年）等古代蒙古学者关于“格萨（斯）尔”的文字记载和言论，从辨析历史文献的角度反证了《格萨（斯）尔》的主人翁“格萨（斯）尔”不是藏族历史人物，而是源自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的神话英雄的艺术形象。

　　其次，《〈格斯尔〉研究》的作者就蒙古族《格斯尔》的文学形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格斯尔〉研究》的“前言”里坦率地写道：“不能把蒙古族《格斯尔》简单地称为英雄史诗，因为蒙古族《格斯尔》中不仅包括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传统意义上的格斯尔英雄史诗，而且更重要的是，《格斯尔》中还包含了蒙古族古典书面文学的精华——格斯尔长篇神话小说。不严格区别格斯尔神话、格斯尔传说、格斯尔史诗和格斯尔长篇小说，而笼统地说《格斯尔》英雄史诗，实际上混淆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和书面的界限，忽略了蒙古族《格斯尔》原本就以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并行发展的流变特征，低估了蒙古族书面《格斯尔》的文学价值。”

　　再次，《〈格斯尔〉研究》的作者对本民族的古典文学发展史有着清晰的认识、理论和实践性的梳理。特别是在关于蒙古族书面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小说和民间叙事文学的传统体裁——长篇英雄史诗的形式、主题及叙述模式等概念上已经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且对二者的多种文本本质特征、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有机的传承与发展演变关系等也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小说是以一种塑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为主的文学体裁，一般来讲，她所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要比英雄史诗更细腻，在故事情节的曲折与完整性、生动性和戏剧性方面，也远远超过了英雄史诗。《〈格斯尔〉研究》的作者就是基于这样的文学作品裁鉴赏观，有意识地克服了在《格萨（斯）尔》研究中“重作品的思想内容研究，而忽视文学形式研究”的弊端，进而通过对北京版《格斯尔》进行细致的文献学和版本学考究，深刻地揭示了她的版本特征及其问世的社会文化背景，并通过文学形式、故事情节、人物艺术形象的分析研究，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她不同于传统的《格萨（斯）尔》英雄史诗的诸多缘由。

　　《〈格斯尔〉研究》的作者还在第三章“蒙古族《格斯尔》文学形式考辨”里运用民族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方法，着重阐述了北京版《格斯尔》的文学形式，进一步探析了该作品的思想内容，明确提出，她（即北京版《格斯尔》）的编辑和出版者不仅学习了《三国志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以及《水浒传》等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和神话小说的创作方法，而且根据蒙古族社会斗争实际要求，对叙述“格斯尔”传奇故事的多种文本（或称为“蒙古白话小说”）进行鉴别和整理，有意识地重新编写出了一部类似于《西游记》的绘有精美的小说人物画像的长篇神话小说。这就说明，蒙古族的《格斯尔》原本就是以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世代流传，经过东西方文学，特别是印、藏、蒙、汉民族文学的积极交流与互相影响而逐渐发展演变成具有跨民族、跨国界的英雄史诗和长篇神话小说的，因此说，她也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树立了独特的丰碑。

　　《〈格斯尔〉研究》的作者在阐述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的历史、多种版本和抄本之源流以及她在蒙古族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格斯尔》与蒙古文学传统、《格斯尔》的多元文化背景等学术问题时，除了运用文献学和版本学研究方法之外，还较多地采用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通过对１７１６年北京版《格斯尔》、诺尔齐哈屯本《格斯尔》、鄂尔多斯本《格斯尔》、隆福寺本《格斯尔》以及蒙古文《岭•格斯尔传》等重要的版本、抄本进行比较研究，他提出了“北京版《格斯尔》是蒙古族书面《格斯尔》中最早形成的最可靠的版本”的学术意见。这些版本特征证实，她既不是蒙古族传统英雄史诗文本，也不是佛教文学作品，更不是藏文说唱体《格萨尔》的翻译作品，而是地道的长篇叙事文学作品。

　　《〈格斯尔〉研究》的作者概括性地强调说，北京版《格斯尔》具备了长篇神话小说的基本要素。其中不但生动地描写了以神话英雄格斯尔为主人翁的发生在天庭、人间和阴曹地府的神奇而曲折的一连串故事情节，而且鲜明地刻画了众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从叙述模式和语言特征上看，北京版《格斯尔》是以散文形式创作的分章体（尽管是七章）长篇叙事作品，其叙述语言朴实无华，句型非常简短，既具有《蒙古秘史》时代的蒙古书面语特征，又富于兼顾东部蒙古方言和西部蒙古方言的色彩。

　　《〈格斯尔〉研究》的作者还在“蒙古族《格斯尔》的文化艺术特色”一章里进一步探析北京版《格斯尔》的主要神话故事情节和众多的神话人物形象，认为这些神奇的故事情节一环套一环，好像一幅幅神魔大战斗法图。如同《西游记》、《格斯尔》神话小说中的人、神和各种妖魔同台表演，使所有的故事情节充满了讽刺性和戏剧性。由此不难肯定，北京版《格斯尔》不愧为蒙古神话小说的典范。其文学艺术研究、民族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格斯尔〉研究》的作者在蒙古族《格斯尔》研究领域里本着“真正的学术要有交锋、批评，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学术史的反思中提炼”的科研精神，在蒙古族《格斯尔》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此，我们也体察到，《〈格斯尔〉研究》中还存在缺憾之处，例如在论述内容之结构上安排不够紧凑，有些论据的阐述过于简略，行文尚显不够精炼，相信作者在后续研究或再版时会有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的新举措。

　　《〈格斯尔〉研究》巴雅尔图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第１版／１８．００元

　　巴雅尔图

　　蒙古族，文学博士。１９４８年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衙门庙村。当过兵、小学教师和翻译。１９７８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取得学士、硕士学位。１９８５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蒙古族《格斯尔》和蒙古文《西游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