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灰皮书”：饥饿时代的高级“点心”

《灰皮书,黄皮书》,沈展云著,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重新解读了那段历史。

　　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也就是说，第一本黄皮书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了。这些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已逐渐消逝，退出人们的视野。但是，不能忘记它们的出现，曾经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沈展云是广州某出版社的一名老编辑。两年前他在本报开了一个专栏，专门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灰皮书、黄皮书的故事。最近，沈展云出版这本关于皮书的故事。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当年“内部图书”的专著。中国这一段“内部图书”出版、流通的热潮，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极其罕见的。在时光荏苒30年之后，人们重拾这段历史，有感性的回忆，也有理性的思考。

　　热爱 能够读到这些书的人很少，很幸运

　　《你到底要什么》被趋之若鹜

　　1970年代初的一天，陈丹燕12岁，看到哥哥在看一本书。她问哥哥：“你在看什么书？”哥哥说：“你到底要什么？”陈丹燕回答：“我想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哥哥还是说：“你到底要什么？”陈丹燕认为哥哥在装聋子，再问。哥哥终于失去耐心地大吼起来：“这本书就叫《你到底要什么》！”若干年后，陈丹燕成为一名作家，对这本书依然记忆深刻。她在文章里回忆当时看这本书的情形：“等哥哥晚上出去以后，我就开始看那本白色封皮的书，里面写到了苏联青年对社会的失望和他们消沉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心情，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比我们要奢侈一些，显出了一些颓唐的美，像落英。而我们粗陋的日子则更像是黄菜皮。这就是关于《你到底要什么》。”

　　《你到底要什么》是“文革”中期翻译发行的若干苏联当代小说中的一本，其他的包括《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小说。这类小说一律用没有图案的浅色胶版纸作为封面，上面印着书名和类似“内部发行”之类的字样。小说类常常用黄色纸做封面，或者像陈丹燕描述的白色纸。而更早一批的“内部发行”书籍，多是关于社科类、思想类的，都用灰色封皮，比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等。后来这些书籍被泛指为“灰皮书”、“黄皮书”。这些书当初被作为“反修防修”的目的出版，限制在高级干部级别里流通，却成为知识青年们趋之若鹜的热门读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在那个书籍极端匮乏的年代里，这些书受知识青年的热切追捧到了何种地步。

　　读这些书，就像姑娘在初恋

　　徐晓与陈丹燕一样，是生于50年代的女作家。在青年时代，与朋友传看黄皮书的经历对她影响极为深刻。“我最早看到这些‘禁书’大概在1972年。”徐晓回忆：“有的孩子年纪比我大，家里又有这些书，很早就开始看，大概在60年代就开始。我家不是书香门第，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那个年代，正规渠道下能读到的小说数量极其有限，都是经过极严格筛选后“又红又专”的作品，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金光大道》、《红岩》、《欧阳海之歌》。徐晓能够接触“灰皮书”、“黄皮书”、“苏修小说”，原因在于她认识了赵一凡这个朋友，进入了一个传阅“禁书”的圈子。赵一凡是一位残疾人，也是一位对书籍、对思想有强烈渴望的年轻人。“他家里并没有很多这一类的书，但他很善于‘中转’。”徐晓回忆道：“当时这些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但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并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比如一本书在一凡手里如果有一个星期的空置时间，他会安排好几个人轮流读，并且很详尽地安排好每个人的时间和顺序。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候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24小时。”

　　徐晓通过这样的机会看了很多经典的俄罗斯小说，以及《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斯大林女儿的信》、《铁托传》、《新阶级》之类的黄皮书、灰皮书。她以一种高亢的热情阅读这些书：“那时候我每天上班必经过地坛公园，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带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泼，也格外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