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从张爱玲到李安的精神变异

　　上个月在香港看了全版《色，戒》，走出影院，大脑塞得满满，茫然失措失语。近日内地放映删节本，看到海内外五花八门的评论都汇拢来：有人骂它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汉奸电影”；有人却说它是表现男女因性生情的心理电影；有人看出它表达了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有人觉得它的主角不是人，而是旧上海；有人认为电影“背叛”了张爱玲，背叛的效果很好；有的则相反，认为背叛的效果差极，尤其是女主角的选择完全背离了张爱玲的设计；有人认为床戏无助于叙事的深入；有人则说床戏是影片意义得以展开的核心……尽管艾科有言：“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但是一个外表中规中矩的电影却被看出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所指”，还是令人吃惊。

　　和李安电影里家国政治与男女之情的双向互动不同，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家国政治着着实实只是一个隐约的衬景，王佳芝和易先生在此种衬景下本能的“性心理”与“情心理”，才是小说真正的核心。张爱玲天性孤绝，家国变故、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部影响她，却是一点也进入不了她的内心；她笔下的人性，也是有利害无善恶、不具道德情感维度的灰色地带，《色，戒》就是张爱玲在这灰色地带中，对家国与人性双重的绝望与绝情。电影故事未改，但主题却一变而为“人性的救赎”，却是李安对张爱玲原作的根本背叛。

　　我们应当知道，无论世故还是天真，无论幻灭还是拯救，也无论无情还是有情，都无高下之分，它们仅仅取决于创作者自身在信疑之间的选择。而在最高的意义上，“信”比“疑”往往更难。

　　可以说，从张爱玲到李安，是文化精神的本质变异。张爱玲还是一个异类但地道的中国人，她走到了中国虚无文化的尽头，那里既无家国祖先的慰藉，又无上帝与人性的拯救，她是因文化性格和身世际遇而丧失天真、无处安放的孤独游魂。李安则是中西合璧的文化产物，西方文化血统使他清醒秉持个人主义，中国血脉则令他离上帝的光辉较远，而离“人性”的暖意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