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60年的“痴心肠”与“长相守”

　　处女作《A.K.C》在《大公报》上发表那年，她十九岁，喜欢哈代，悄悄写诗，是个羞怯腼腆的姑娘。和父亲去看望病中的朱自清时，她站在父亲身后，嗫嚅不敢言。那时，世人只道她是冯友兰的小女儿。如若上苍允许，让她一直做父亲背后那温婉静默的闺秀，于她，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只是，风暴的世界紧摇房门。在经历了一段段或动荡或安宁、或辛酸或静好的岁月后，她成了父亲的扶携者和守护者，也从父辈的余晖里走了出来。这一晃，一个甲子风雨轮回，宗璞，这位“文坛永远的大家闺秀”，已走到八十岁的门槛上。

　　在晚辈们为她举办的八十岁生日会上，宗璞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神情端凝，细细地听一群晚生和老朋友们叙说《红豆》、《三生石》和《野葫芦引》带给他们的会心的暖意与感触——尽管她的听力已经模糊，为了听清正常的交谈，必须忍受让耳朵很不舒服的助听器。

　　暗红色的中式对襟大衣越发衬得她发丝雪白，很多时候，在那张历经了霜雪仍保有平和的脸上，看不出太明显的欢喜，或是烦忧。然而她不是不在乎的，她的堂妹钟珞告诉我，因为这个九点开始生日会暨创作六十周年研讨会，她一早五点就醒了。这让我想起一年前宗璞作品朗诵会上，她脸上悄然淌下的两行清泪——浮名尽可换了浅斟低唱，惟对字纸，从来都存着敬惜之情。

　　生日会末了，她扶着桌沿儿站起来，给所有人鞠了一躬，一个欠身，却让大家心头一动。后来，她念了她喜欢的哈代的诗，《倦旅》：

　　“多辽阔的田野/多辽远的路/……一个接一个的山头/看，永远的路”。

　　这是她用以自勉的诗句，亦是这些年来她的生活与写作的写照。

　　她的写作道路是一条始终未得平顺的坎坷路。1957年的一篇《红豆》，那一丝灰暗中飘摇的美意曾在粗俗无趣的岁月里点亮了多少人的心灯，比如铁凝，她说她至今难忘《红豆》带给她的又心酸又温暖的触动。然而在当年，这小说被定性成了“毒草”。其后20年便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冯友兰女儿”的身份也成了一种罪过。待现世终于安稳，她又奔忙于照顾父亲的起居，以及自己的病。以至于，她给自己取个“四余居士”的雅号——写作尽在运动之余，工作之余，家务之余，生病之余。她说自己是个业余写作者，至今仍是，因为现在四余之外还得加一条：“人生之余，80岁了，我已经是真正的老人了。”

　　她喜欢温飞卿，一句“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读到心惊，而这近于绝灭的执著与真诚，何尝不是她追求的——

　　《南渡记》出版在1987年，之后因为照顾父亲，因为自己的眼疾，笔一搁就是五年。父亲冯友兰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副对联里写道：“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那时，《野葫芦引》还叫《双城鸿雪记》，至于《新编》，那是冯友兰晚年倾尽心力的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当她终于可以提笔续写《东藏记》时，眼疾剥夺了她作为作家最重要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90年代以来，她只能以“耳”读书，以“口”作文了。

　　没有人能体会，“告别阅读”对于从小就一盏油灯躲被窝里看书的宗璞而言，是何等样的残酷。如被孤悬空中的她形容自己过上了安贫乐道的生活：“我的箪食瓢饮就是报刊上的大字标题，或书籍封面上的名字，谨慎地维持保护目前的视力，不要变成盲人。”她坐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在父亲曾经坐了三十三年的座位上，看着窗外的依稀树影，七度寒暑，口述作完了《东藏记》。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野葫芦引》的故事仍在继续，经历了“南渡”“东藏”，《西征记》也已经写到了尾声。陈平原说，他每次走过燕南园57号的门前，总难免踟躇，既想叩门进去催看故事的新章，又心生不忍，不忍打扰了宗璞先生宁静的写作。

　　众人皆知她写得艰难，然而个中甘苦真是只有“寸心知”。她经常在上午口述千余字，堂妹钟珞给她做秘书，写一段打印一段，把字号放到最大，再由她修改，润色，直到定稿。她也说自己写得很不潇洒，偶尔会自嘲，好像老牛拉破车呢，但终究，是不甘低首的，到底还是一个“痴”字。

　　她曾说，父亲冯友兰是有种“傻劲儿”的，“呆气里带着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甚至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后面又有极飘逸，极空灵的一面，有佛、道、禅的看得破。”父亲的“呆气”和“痴劲”，连同文才一起传给了女儿。

　　燕南园里的三松堂已是人非物亦非——老父、老伴先后辞世，连堂前的三棵松树也在几年里枯了两棵，改栽上两棵小油松。隔着这么多年的辛苦路往回看，不说有怨。“我觉得自己好像托钵僧人，多年云游，受了许多恩惠，不觉苦楚，倒是生出了不尽的感谢之心，便是这样，也是快乐的。”这快乐，既是对往昔的释然，也是对生活的热情。

　　有人形容宗璞是“久经沧海不泯赤子之心”，她是不枉这评价的。

　　她喜欢《牡丹亭》，深爱杜丽娘游园时一句唱词，“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自己也用温柔欢喜笔触写尽了燕园中草木花事。年到80岁她仍然好奇，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用google代替家中藏书查资料，坚持要看厅堂版的《牡丹亭》，甚至，还想学车，她对张抗抗说，“如果我是你这年纪，一定把驾照考了，能开车多自由。”每天下午，她都会用些时间回Email，其中亲友问候只是一部分，许多是喜欢她的年轻读者发来的感言、书评，以及问候，秘书帮她把每封信的字号都放到最大，然后她会逐一认真地回。那日，她很欢喜地告诉我们她最近收到的一封北大学生们的信：“信的末尾是‘加油’，三个感叹号。”年轻人的鼓劲，让她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

　　她因见清人张潮写“《水浒传》是怒书，《西游记》是悟书，《金瓶梅》是哀书”，便跟一句“《红楼梦》是痴书”，能出此言的人，如何能不是“痴心肠”。冯友兰曾留下这样一副对子：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这副对联仍挂在三松堂里，父亲曾经的期许，终被女儿活成了现实。

　　十一月里的北京，冬至未至，西风把文学馆里的银杏染成一树一树的金黄，偶有暮秋淡金色的阳光洒到她的脸上，那一刻的宗璞，如一株静静生长的植物，她就像她的作品一样，散发着一种寂静的芬芳。记得她说她是喜欢玉簪的，当真是玉簪花样的女子——淡泊，清白，坚忍，天性醇厚，这些词汇叠加着形容她，也是不过分的。不过，这结束的时刻，还是用一句她喜欢的哈代的诗——

　　时间偷走一半/却让一半留存，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搏动着正午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