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宪
吴讷孙，笔名鹿桥，英文名Nelson Ikon Wu (Ikon是他的小名音译)。是位左手写诗篇右手写论文的作家及学者，集理智研究与感性创作于一身。在西方艺文界，他是位知名的中国艺术史教授，名列美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
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吴讷孙出生于元明清故都，文化重镇的北平。早一个月，北平学生因抗议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决定把一次大战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因而掀起了五四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西方的多种政治哲学，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也纷纷在中国的知识界传播，是中国出现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这年十月，孙中山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这是波涛汹涌的一年。
吴讷孙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吴家为福州仕宦世族，诗礼传家，文风鼎盛，从乾隆至光绪百余年间出了十一位举人，三位进士。吴讷孙祖父吴弼昌（号讷瓶）为光绪乙丑科举人（一八八九），曾任山东潍县县令，讷孙之名即由祖父名号而来——讷瓶之孙。父吴蔼宸行三，旧体诗做得很好。北京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精通外文。虽然学的是矿科，但是身处动荡时局，未能学以致用，几番被政府派去办外交。一九三零年代末期曾派驻布拉哥，海参崴等地为总领事，一九六五年八月在北京逝世。吴蔼宸生了子女九人，但只有三男三女长大成人。讷孙行二，兄威孙，弟哲孙，二姐为画家吴咏香。
一如传统簪缨门第，吴家重视子弟教育，从小请了名师宿儒来家塾教孩子中国古籍。父母家教亦甚严，吃饭时要求碗里一粒米都不剩（《市廛居》P.142），因此虽然身处新旧交替，西风东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时代，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吴讷孙熏陶出他根柢深厚的人文素养及传统农家节俭情操。虽说自廿六岁赴美读书起在美国住了50余年，他一直保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情操与习性。
一九二六年吴讷孙六岁时，随母亲去福州老家省亲，由于在北方讲的是官话（国语），福州老家人的话他一概听不懂。在那呆了几个月，北伐的革命军逼近福州。当时，他的祖父刚去世，而父亲早两年出任外交部驻湖北交涉员，厘定章制接收汉口俄租界，并兼任特区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当时在湖北做事。于是祖母和全家上下讨论后商定，家中的命根子，讷孙三兄弟都由一位家塾老师带回乡下暂避。在乡下，孩子们都被美丽的乡土风情所吸引，成天在乡间嬉戏。这年十二月革命军来到了乡间，村人开欢迎会，这是吴讷孙第一次见到青天白日旗（《市廛居》P.231）。
没多久，父亲来信要全家到天津去。船经过了山东烟台，水手们迅速的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色旗，原来在北洋政府辖地看见青天白日旗会开炮的。一路的海水没有大风波，人世上倒是有一场巨浪狂涛。虽说南北交战却不碍民间交往，回忆这件事时他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政权甚至无力可以使国家分化，人们的理想就是彼此认同与和平的，帝力与我何有哉”。（《市廛居》P.233）吴自小就有“朋而不党，更不吞声哭”的观念气度，对于政党更没什么好印象。一九四四年吴考取自费留学后，去重庆接受出国前训练。他是三十一期中央训练班第六中队的队长。受训时队职官要求学员们入党，只有三个人不肯，其中一个就是吴讷孙。
到天津后，吴讷孙随即去了汉口，但没住多久又回到天津。一九二七年他在天津上学，一九三零年在天津公学跳级念初一，三一年时转学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三六年毕业，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学生，他得到了奖学金，报送燕京大学。
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并不在培养专业技术人士，而是在进德修业造就人格。读书人的胸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西方教育思想传入后，西方的专才教育才让中国人有了学什么专什么的观念。吴讷孙小时候大家对教育的观念还是很中国，很传统的，他就在这样的看法中成长。终其一生，这个基调始终未改。他当了一辈子教授，始终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通才，而不是技术人员。他对子女、学生、青年朋友的期许也是要跳出这个学什么专什么的窠臼才好，如此才能做人。
吴讷孙少年时代，参加过李抱忱指挥的合唱团，唱过太和殿前千人大合唱。没想十几年后在李抱忱新港居所结识了李的表妹，也是他日后的妻子薛慕莲。就读天津公学时，有一位郑菊如老先生教他中国古籍，上课之外常跟他说古道今。上南开中学时，吴讷孙从叶石甫及孟至荪两位国文老师身上受益良多。当时的吴讷孙也不真的是循规蹈矩，一心向学的学。常常被主任传去谈话。他不记得犯过什么大错要去受申斥，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记得先生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背后墙上挂着一个立轴，轴上写着李白的《秋下荆门》及苏轼的《咏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吴站在桌子旁边，先生说话时间多，吴应对的时间少，注意力集中在思索在这两首诗的含意。（《未巳集——南开中学一九三六班师生文集之三》P.27）
许多人认为吴讷孙自幼由家塾老师开蒙学习中国古籍，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但据他自己描述，“十二岁插班上南开初中二年级，那时好动贪玩，第一次离家住校，念书成了次要的事，生活才是真经验。一学年下来，上下两学期各有三门不及格。南开规矩是若上下学期不及格是三门同样的功课，或是两学期六门不及格的功课中有国文，英文，算学各一门就要刷出去。（我）这三门有两门不及格，上下学期不及格的科目又不同，于是得以补考升级。（我）并不是从小就喜欢文学。”（《未巳集》P.28）
吴讷孙的文学创作经验，恐怕萌芽于写日记。他的教育，日记经验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他自小写日记，多年来从未停歇。写日记让他练习观察、分析、记实、也提高了他的创作能力。他认为日记不是记事而已，大事自有存档，他用日记训练思想方法及分析人情。（《市廛居》P.006）初中时已写了十几本，高中毕业徒步旅行南下时，把日记和一些物品寄存在天津的朋友家中。后来由于抗战的烽火，他没再回去，这些日记都散失了。（《市廛居》P.005）
南开中学毕业那年，吴讷孙十七岁，得奖学金报送燕京大学。这时他向往在西伯利亚任国民政府驻布拉哥总领事的父亲请示，想要休学一年，徒步旅行看看都市以外的中国。（《市廛居》P.256）吴念中学时“南开少年团”经常外出郊游踏青。毕业那年春假曾远赴泰山，曲阜和邹县。但只身徒步旅行，还是从未有过的行为。吴讷孙会兴起这个念头，主要是被他亲身经理的一件事震吓到了。
当时吴家叫了工人修屋子，吴讷孙一人在他的书房里读书。中午时分女仆对他说：“少爷你去吃饭吧！这儿有我呢。”吴讷孙一时也未多想就离开了，过一会他才突然意识到女仆是在那儿帮他看着工人，不让他有机会偷东西。日后谈起这事时，吴讷孙仍很难过的说：“同样都是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只因为女仆在我家，她就可以去怀疑另一个劳动者的清白，怎能这样呢？”这事让他惊觉到贩夫走卒的世界竟然与他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差距。所以他想旅行中国，用一年的时间，徒步看祖国山河，经历一下各地风俗，并亲身体验农村农民生活。
由于书信往来甚慢，他只好先进燕京生物系等待来信。十月间父亲回信许可了他这一请求，但要求一定要有同伴。于是，吴讷孙收拾起行装与南开好友陆智周（后来在西南联大也是同学，《未央歌》里的朱石樵的原型。在此前他们已经同在安徽、浙江一带走过一千五百多里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自天津出发，沿津浦路南下，一人背了一个背包。一九三七年六月因陆智周要去北方投考大学，两人在徽州分道。陆智周东行去杭州，吴讷孙去祁门及景德镇。（《市廛居》P.256）当他走到南京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平津的几所大学迁移至长沙，吴讷孙也中止了他的旅行，进入位于长沙的国立第一临时大学。
在当时徒步旅行决不是件游山玩水般的赏心乐事。好几次因为走过的地方，在国军剿匪战争之后，贫苦特甚，有时要一日夜不停才能够走出一个没有人烟的地带。身上需随时携带干粮，有时预先把信写好带在身上，若真遇到不幸，只希望有善心人士代他发那最后一封家信。（《市廛居》P.150）至于盘缠，则是由家里依旅行路线分次将钱汇至前头的城市，等吴讷孙到了再去领取。出外靠朋友，沿途遇到年长的人，吴讷孙满口大爷大叔，一路都有人帮他。那八个月，大江南北他走了大约一万五千华里（约七千五百公里）。
吴讷孙自己认为，由于这一番看山野农村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当时的社会，“体验到中国和中华文化，对他后来升学、读书以及对世界前途的思索有着极大的影响。”（《市廛居》P.295）。吴生长及求学过程都在都市里，对于中国农村及农民，他始终充满了温情及敬意。但究其一生的农家经历，主要就是这趟旅行。曾有人问他：“中国文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怎么现代化？”他的回答是，中国识字不识字的人算在一起，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有教养。而且识字的人并不见得比不识字的老太婆、苦力、农夫有教养。（《市廛居》P.47）谈到文化遗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世与自然视为一体的人生观，在青年一代若因为西化、工商业、政治法律而被抛弃了，还来得及在农村中、老农夫、老农妇的行止中找回来。（《市廛居》P.45）这些观察与期许，恐多是来自这趟旅行。
西南联大与《未央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未几平津沦陷。八月，清华大学奉令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国立第一临时大学”。十月十日，临大正式开课。一九三八年一月，南京沦陷，政府迁都重庆，只得再将临大迁往云南昆明。第一学期结束后，全校师生，分海路两途入滇。吴讷孙走的是海线，自长沙由粤汉铁路至广州，搭船至香港，由港乘轮至安南之海防，再自海防乘滇越铁路抵达昆明。临时大学迁滇之后哦，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讷孙出发前把身外物都打发了，只将许多书同自七七事变起写的好几本日记，寄存在南开中学老同学在长沙的家里，这些东西后来在长沙大火里都烧成了灰。（《市廛居》P.05）
联大集合三校精英，可说名师如云。就文学院来说，中文系有诗人闻一多、朱自清、作家沈从文诸人，外文系有二十三岁就当上北大教授，又是文学重镇“新月派”的大将叶公超、学贯中西的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哲学系有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冯友兰等，历史系有雷海宗、陈寅恪、姚从吾、钱穆诸大师，无论人格、学识，都是一时之选。当时物资欠缺，生活清苦，瘴气疟疾横行，教室宿舍都是土砖屋茅草房。但这群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卧虎藏龙，日后却也出了不少名人。最著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在当时的学生里，后来各领一时风骚的殷海光、吴讷孙还不算是顶有名的。
在西南联大这几年是吴讷孙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时光，在这里他成长为一位智识上体魄上都成熟的青年。昆明也是他最喜爱的中国城市，曾有一度她还打算死后将一半的骨灰埋在昆明。联大时的吴讷孙爱种花，特别喜欢种竹子和菜。喜欢唱歌也作歌。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排球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他是爱思考的人，经常思索人类前途及人生岁月。在战时能够上大学是多不容易的事，因此他有一种严肃的责任意识，立大志向，要解决世界大事。当时因为对世界的未来没有明确看法，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把新生命领入这世间来，所以打定主意不结婚了。（《市廛居》P.28）有时对某些问题苦思不得其解，只好去请教哲学系的教授冯友兰，冯笑着说：“你想得太辛苦了，去运动运动吧！”
吴讷孙原先念燕京大学生物系。到了昆明先是不分系，在校友会的资料中有一时期还把他算在了哲学系里，而吴却自以为仍在生物系，他只是旁听了两门冯友兰与冯柳漪的哲学史。后来他接到了父亲的来信，那时父亲已调至海参崴，要求他学习国际公法，将来与父亲一样入外交界。吴讷孙便又旁听了政治系的外交史。（《市廛居》P.257）
联大的大一英语教学延续清华的方法，分小组教学，每组廿人左右，共分十六组。钱钟书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抵联大，在外交系开三门课，吴讷孙的大一英文就分在钱钟书组。吴讷孙的表现，特别得到钱钟书的注意与鼓励。（《市廛居》P. 295，《忏情书》P. 226）钱钟书在联大的时间很短，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了昆明。吴讷孙对钱钟书的学问佩服不已，在一九九一年还托人将《未央歌》转交给钱钟书。
读大二时吴讷孙对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的写作习惯是从那时开始，每天平均总得写好几千字，在联合大学没有先生督促，朋友之间彼此喜欢他的作品他就不断的写。这些文稿，保存了满满一箱子，内容都是和昆明的学生生活有关的。每一本约两百页，字写得很小，有些是日记、短篇、或幻想故事，有些是诗，也有歌，其中有一本后来以《忏情书》之名在台发行。（《市廛居》P.292）当时上海有一本极走红的综合性杂志《西风》，于一九三九年刊出了征文的消息，题目是《我的——》。（《市廛居》P. 293）吴讷孙投了三篇，其中一篇是《我的妻子》，杂志社给加了副标题＜结婚第一年＞，文章在六百八十五名参选者中被评为了第八名。这次的征文是他在文坛上第一次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也投了文章，拿到了名誉奖的第三名（第十三名）。
一九三九年秋，战争弥漫欧洲，其父下任后在伦敦写书，由于德国飞机的疲劳轰炸，其父便带着家眷回到香港。于是吴讷孙便又休学去香港省亲，当面向父亲恳请准他入文学院。这次会面有个小插曲，吴父看到了那片征文，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吴讷孙才知道某些事情是不能随便乱写的。
抗战时沦陷地区来的大学生多要打工，否则凭每月七元的贷金（后来增加到廿多元，但校内包伙就要十余元）是在无法维持生活及学业开销。除了写文章，吴讷孙三年级时考入了昆明广播电台，据说这个电台性能是抗战后方最高的。他打工兼做播音员，播记录新闻是主要工作。夜晚二时到四时把重要新闻播送到敌后地下工作人的各基地，供他们编报纸用。那一阵他和几个同学学着编写小节目，当时吴讷孙的家人从欧洲来香港，便常听他在无线电上的表演。（《市廛居》P.313）
一九四二年，他由外文系毕业，（《市廛居》P.257）留校任助教。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父亲一再来函催促出国留学，信中说：这个时候不出去，将来再学外国文的成绩就不会太好。父亲严命报考教育部第一届自费留学，吴讷孙考取了第十七名。那时出国不是件容易的事，留学考试过了，还得到战时陪都重庆受一段时期的训，吴讷孙辞了助教职前往重庆。在等着出国留学那两三个月，他住在一位父执辈的家中。忽然有了一段没有着落的空闲日子，他便兴起了写一本小说的念头。朋友们听了都为他准备纸、笔和墨水，那时最感缺乏的是纸，朋友想方设法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纸（《未央歌》“谢辞”中曾提到说感动得要落泪）。钢笔的蓝墨水不够用了，他就加了水调稀了好用得久一点。为了躲警报，于是每天到后面的山洞里去写。
在吴讷孙的回忆中大学岁月有一股“活泼、自信、企望、矜持”的乐观情调，是个黄金似的美好，身心发育时的生活。可以解释何以《未央歌》中的西南联大，会呈现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情调。虽说时间是抗战时期，这本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书真正要写的是友情。他认为人生就在少年时期，能让男孩和女孩忘却掉性别的差异，成为至交好友。这个时期一过，就要陷入了礼教的规范，不再有体会这种人间美丽情谊的机会。
常有人批评，《未央歌》与时代脱了节，在抗战那样的背景下，漫天烽火，怎么可能有如清纯的生活呢？其实日机疲劳轰炸昆明是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在这之前昆明受战争影响其实不大，而校园生活与外界其实是有段区隔的。就以学生伙食而言，也未必如某些人的回忆都是些花生米、白菜、八宝饭。吴讷孙认为，当时的苦难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特别强调，“否则这么一本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为通货膨胀记起流水账来，文字还干净得了么？人物性情还能明爽么？昆明的阳光还会耀眼么？云南的风雨还能洗脱欣赏无名的忧伤么？”他一贯的态度是“我以为中国人最高的人生哲学，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也绝不轻易承认失败，还要露出笑脸来表示，我们乐观得忘了愁苦，健康得忘了创伤。经人提起时再回头查看，愁苦的经验早已无影无踪，创伤早已平复了。于是又高高兴兴地去忙，去向更高的理想奔走。什么事都不难。”有人问为什么把人写的这样，天下那有这样多的好人。他说：“你是欣赏文学还是看电影？”
《未央歌》里的主要角色，虽然天资不一，都是年轻而肯用心思索的人。（《市廛居》P.226）该书问世后一直有人在猜，作者在这本有点自传体味道的小说中扮演了那个角色？吴讷孙原本就是“小童”的原型。大余是由两位学长的仪态合并而成，但也多少加入了吴本人的一些想法，他在序里提到“书中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童（小孩子），长大了就是‘大余’（长大了的我）”（《未央歌》P.18）。不过，还是小童比较像他本人。
他出国时，《未央歌》已写到第十章。进了耶鲁大学硕士班后，心里是憋极了，故事倾泻而出，为了写这本小说没去上课，几乎要被开除。书成当天，是他二十六岁生日。写完后就在朋友间传阅，也没想过要出书，还是同学顾献梁极力催促，这本书才与读者见面。
一九五九年，书稿完成十四年后，吴讷孙将《未央歌》带到香港，自费由香港人生社印刷一千一百本（《市廛居》P306），其中一千百用一般的纸，印来出售。另一百本用较好的纸，只送不卖。书印好后，第一本送给联大的校务委员会梅贻琦（联大不设校长，由三个学校原先校长担任校务委员）。这本书他以“鹿桥”之名发表，这个笔名他从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使用了。原先为“鹿樵”，取深山樵子之意。他念高中时，北京有一名媛名鹿笃桐，是他的干妹妹，鹿字由其姓而来。后来发现明末的吴梅村曾自署鹿樵生，只好改名鹿桥。《未央歌》发行后颇引人注意，到处都是人讨论这本书，普遍受到了青年学子的热爱。吴讷孙便以鹿桥一名扬名于华人文坛，这本书问世后畅销至今。一九六七年，书改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迄今仍一再刊行。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这部作品颇为赞誉，认为“在战时战后时期，长篇小说有四大巨蜂：一是巴金的《人间三部曲》，二是沈从文的《长河》，三是无名氏的《无名书》，四便是鹿桥的《未央歌》了。《未央歌》尤使人神往。”（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一九九零年《未央歌》被中国时报票选为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一九九九年《亚洲周刊》由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评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未央歌》列第七十三位。
有大陆出版社请他同意授权出版，他坚持一定要用正体字，直行排印刷。他对简体字深恶痛绝，认为简体字断绝了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脉；如果不认得正体字，怎么去阅读那些蕴藏着中国文化精髓的典籍？此事遂不了了之。今天在大陆看到的《未央歌》都是简体字盗版。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三个学校的临时组合，胜利后就各自复员归建了，实际只存在八年，但吴讷孙笔下的联大生活却鼓舞着一代一代年轻学子的心灵。每一个被《未央歌》感动的读者，都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意境。联大孕育出未央歌，而未央歌所描述的永恒校园也让联大在许许多多的读者心中复活了。
赴美与延陵乙园
一九四四年除夕，吴讷孙提着一个小皮箱从昆明出发飞跃驼峰去印度，（《市廛居》P. 221）元旦时抵达了印度。在印度旅行了一个月，最后在孟买上了运输舰，绕澳洲赴美国，足足走了一个月。（《市廛居》P.48）一九四五年春，他进了耶鲁大学，改学美术史，没多久二次大战就结束了。当时中国学生一窝蜂的理工热，搞文史已属下乘，学艺术则更是“父母皱眉，女友叹气”了（唐德刚语）。吴讷孙学美术史，实在是违背了当时的主流观念。但他选择了适才适性，最接近他心性的道路，这也是他“小童式”的天性流露。研究生时期的吴讷孙课余还是要打工的，每一两星期到纽约去一天，做与电影生产有关的中文版的事，如电影对话的翻译与录音。除了一些娱乐性的长篇电影以外，他也做新闻短片（《市廛居》P.261）拍过大西洋城选美的片子。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间，他还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选习美术心理学及美术哲学。
一九四九年他取得耶鲁大学美术史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年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大事，国民政府溃败到台湾，共产党则在北京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吴讷孙出国时原本计划两三年就回去了。但是局势变化太大，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他所学的美术史这一行在乱世是毫无用处的。（《市廛居》P.77）故里正在土改肃反，而台湾在他们心中是个孤悬海外的荒岛。有家归不得，他只好客居异乡，在那儿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呆就是五十多年。
吴讷孙在卅二岁，一九五一那年与薛慕莲女士结婚，薛慕莲为卫斯理女校生物硕士。婚后两年一个，生了四个孩子。老大昭明学建筑、老二昭婷学生物、老四昭楹学医，都出身哈佛。老三昭屏则是上了高一就这届跳班上华盛顿大学，二十岁以双学士毕业。学生时代就钟情于话剧，后来当了演员。生子后，他遇一联大学长，对方问：“原来的大志愿到哪里去啦？听说你也结了婚，也生了孩子！”吴讷孙答：“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出一份力，我们一起都帮帮忙（解决世界大事）。”（《市廛居》P.32）他认为他当父亲的责任是“我要尽我负的文化责任，生养、抚育、教导几个好孩子，奉献给人间世。”（《市廛居》P.32）原先两人都任教职。环球旅行回家后，两个大的孩子上学去，两个小的送托儿所。头一天下班接小孩时，老师说两个孩子一到托儿所就站在窗前，望着马路不肯离开，在那儿站了一整天。第二天也是同样情形，两夫妻心疼极了。于是吴讷孙恳请其妻辞去教职，专心理家带孩子。对于这个请求，薛慕莲虽有微词，还是辞去了耶鲁的职务。从此他们的生活，就靠着刚出道不久的吴讷孙在大学执教，简直不够家用的微薄薪水，和写作的稿费维持。教书没多久，吴讷孙看到了陈其宽的画，惊为隽才，打算购买几幅他认为是重要关键的作品，于是与薛慕莲商量，每月薪水全交家用，演讲及写稿收入则拿一部分买画。（《陈其宽画集》序，吴讷孙）虽然艰苦度日，始终不改读书人习性。吴讷孙是个看事看光明面，与人为善的人，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变；他也用这样的态度教导儿女，坚持着“干净”的为人处世原则。昭屏在某一出戏有暴力动作，夫妻俩看了气了好几天。
既然一时回不了中国，只好在美国经营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天地。他很服膺潘天寿传授弘一大师的名言：宁可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为学首在做人，做人才是最重要的。做人就从生活态度，言谈起居做起，知识学文是落实于生活的理念与态度。他到美国时就立下一个心愿，要将中国文化之美介绍给西方人。住在研究院宿舍时，朋友多，宿舍就太热闹了，人一多他就不得不躲出去。起初，他只是要在乡间山林里去找一块清静的地方独处、默思，不一定要住在那儿，于是买了块地，又决定自己动手打造心中的灵修场所。当初买地设定的条件是“一片山林地，要有树，不要有修好的路；要有闪失，不要有房屋，还要有水。”所以要有林水山石，因为这符合中国文化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大家听说他要买荒地，不买房子，都摇头说他不切实际，他也不屑解释。以助教的微薄薪资当然是买不起什么好地段了，所以看了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一九五一年二月的一天，他应邀去康州的Cheshire镇演讲，认识了一位当地人。次日那人就告诉他找到了一块符合他标准的地。吴讷孙过去看了看，地方偏僻得很，荆棘生满，行走也不易，只有一条土路通达，但又一条小溪通过。（《市廛居》P.076）看过后他还开了小飞机从天上鸟瞰这块地，才决定分期付款买下。他父亲赐名这块地为“延陵园”，延陵是吴姓的堂号。吴讷孙把它改为“延陵乙园”，因为他有一个哥哥，不敢僭越。他有把园子所在的镇译为且溪，因为“且”在甲骨文中是“祖”字。又以此名命名园中的那条溪水，几年他在一年前去世的母亲，取“源远流长”的意思。
两夫妇以半工半读所余，购买旧用木材，亲手筑室。一九五二年元月木屋粗成，吴氏夫妻及屋子还上了当地报纸，编辑给这条新闻安了个标题：Young Chinese couple “pioneering” in America（中国年轻夫妻在美国拓荒）。这时仅完成了一小木屋而已，夫妻俩花了六年时间，将周围环境整理，挖一人工湖，建一小型音乐台，种了许多杉树。后来木屋里屡经增建，愈见规模。吴讷孙不是一个会继续的人，在联大时室友李达海见他对钱漫不经心，还主动将吴家汇来的钱收起来帮他保管（这事成了《未央歌》里的一段情节）。有了这块地，有几次孩子要交学费都用它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才筹缴了事。而屋子则因银行认为过于简陋，拒绝当作抵押品。
中国人素有文酒之会雅风。经营乙园略见规模后，从一九五二年起，每年的六月底一个星期六学校刚放暑假时，他邀请耶鲁的艺文人士到乙园来，个人发表当年度最得意作品，相互品题。次日再邀请帮忙的学生们一起来野餐、交流感想。几年下来，乙园文会遂成为当地盛事。一九六五最后一次文会来了七百多人（《市廛居》P.263），一半以上他并不认识，真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吴讷孙以其微薄助教薪资，在养家糊口之余，凭借一己之力，将有中国生活情趣的延陵乙园及文会介绍给美国东岸艺文界，达到他出国时立下的心愿。
乙园一九五一初建时只有平房三间，第二期增建楼房（风雨楼），一九七九秋天大火。当时他任教于华盛顿大学，乙园的邻居打电话告诉他屋子失火，房子烧了好久。鹿桥当下走出屋外散步一圈，让心情平静后，照常去上课开后。几天后刚好在华府有个会议，他绕道乙园视察灾情，屋近全毁，他意识到，他心中一个梦想的建筑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从隔年夏天起，吴讷孙每年暑假都回乙园，在旧的地基上盖新的屋舍，从残存的屋宇接续新的建筑。一直到了七十余岁，左眼已渐老化时他还在做木工修房子，继续打造心中之梦。吴恩孙将四个子女的名字纳入乙园，分别是“明湖、婷屋、屏石、楹柱”。婷屋的空间架构颇为奇特，中国传统三合院的空间架构竟然可以在一间屋子里表达出来，屋内隐含着中国建筑空间的层次及风水观念；更特殊的是，早在四十几年前，这屋子已经有节约能源的观念了。夏天的生活空间较大，冬天则活动集中在一区，以节省暖气费用。
乙园是吴讷孙设计庭园与房舍的试验场所，一个他自道“左转入山林，右转回庭院的试验性设计”。虽然不是主修建筑，吴讷孙的创意绝不输给有天分的建筑师。人在婷屋走动，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高敞，有时在室内，有时在室外，走动的路面又时时不平。一九七六年台湾举办中正纪念堂竞图，圣路易市的华人建筑师组队参加，吴讷孙总结乙园的园林设计经验，放入这个设计案的园林中。一九八一年他也曾在东海大学发表有关中国庭园演讲。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书上读来的知识，更是亲身体验的空间感受。
吴讷孙自述延陵乙园“像个难民营，又像灵修舍，正如我们的世界一样。”经营田园是艺术，生活其中则是教育，乙园是他教育子女、学生将知识学问落实于生活的场所。刚开始夫妻两人一起经营乙园，随着子女逐渐长大，最后六人一起建设自己的家园。吴讷孙在《中国于印度建筑》一书的卷首自题：献给慕莲、昭明、昭婷、昭屏、昭楹，一起构筑延陵乙园的伙伴。希望在无法回去前，我们能在那里再相会。乙园经营了几十年，历经大火及几度增修，始终也没有完工的一天。这儿是吴氏一家人共同成长生活的家园，或也将是两夫妻最终的长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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