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专家推荐图书：思想哲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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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舒伯特的“冬之旅”（Die Winterreise）一直是我每个寒冬乐于聆听的艺术组曲，歌词本是由德国诗人缪勒（Wilhelm Müller）所写，内容是关于一位对爱绝望的年轻人，在寒冬雪地中踽踽漫游的情景。

　　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是以他在30岁的离乡开篇。离乡与归家的隐喻，对于哲学家而言，往往意味着反叛与和主流价值的和解，不过查拉图斯特拉最终只是走出洞穴，却并未归家。

　　2008年伊始，首先让人欣喜的是看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两个译本。分别是翻译前辈钱春绮（三联书店，2007年12月）与译界中坚杨恒达（译林出版社，2007年12月）所译。钱先生本是学医出身，后因职业原因，干脆脱离体制，当起了职业翻译人，不过当年的翻译业，要远比今天发达，据他回忆，他在1952年翻译的海涅诗集，拿到了8000元的稿费，如此天额数目，今日难以想象。译事艰难，一半自然是译者人才无以为继，另则恐怕是译事回报之因。笔者虽拿到两个译本，但却未敢对翻译置喙一二，但是按照两位译者的过往翻译的经验，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至于细微处，则可留待专家核实。

　　新年书市另一喜讯，当属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的出版，这无疑意味着沃格林思想的引介正在稳健而有效的推行。笔者青睐沃格林，并非是属意于充当某某大师的中方代理介绍人，而是从这一年多对沃格林相关著作的阅读中，发掘到重新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合适角度。当然，这八卷政治观念史稿并非是沃格林的成熟之作，事实上，正是在写作这套政治观念史的教科书时，沃格林意识到流行政治观念史范式的缺陷所在，从而不断增补修订这套观念史，甚至最终放弃这套书的框架，转而以《新政治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开启了作为历史哲学家的新旅程。让人略为遗憾的是，这本最为重要的《新政治科学》如今还未见中译本。

　　近来数月，书市上关于印度的书籍颇为引人注目。同样作为奔往民主政体的古老国度，印度的现代化转型一直也是印度知识分子着力甚多的问题。阿马蒂亚•森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1月）在审视复杂的印度文化传统时，自然也是想发掘出这样一个古老传统中，有哪些可为现代民主政体所用，而他的结论则是，古印度文化中各种宗派与异端认识之间的“争鸣”传统，可以用来支持民主政治中的多元宽容信念。虽然笔者对森的工作充满敬意，但是这样一种以果为因的处理方式，仍然显得有些粗糙。

在线阅读：《未央歌》

　　掐指一算，今年是西南联大70年的纪念年份，1938年5月4日到1946年5月4日，不过区区8年岁月，但却滋养了后几乎半个世纪的华人知识精英，今天各个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大跃进运动折腾已有年头，却是满目荒芜。鹿桥先生的《未央歌》（黄山书社，2008年1月）据称是当年西南联大人的“青春圣经”，更是后来影响台湾文化青年的重要作品。这些民国所遗留的文化滋养自然与大陆学子无关，我在初中时的青春读本，不是《未央歌》，而是经过意识形态洗刷过的《第二次握手》。如今来读《未央歌》，无疑错过了最佳阅读期，但是粗粗翻来，清新的文笔让人舒适。如果当年的我读的是《未央歌》，或许又会是另外一种面目，精神中或许会少一些挣扎的戾气吧。

　　鹿桥的西南联大回忆是青春记忆的美好岁月，不过对于某些人而言，同样是西南联大，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在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三联书店，2007年12月）中，可以感觉到，时任联大教授的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这段岁月里，并不称心如意。作为同事的刘文典曾评论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个大洋月薪，我该拿四十个大洋，朱自清只值四个大洋，沈从文，四个大洋都多了。”学院同行的排挤还有夫人兆和所施加的感情上的隐隐压力，对于沈从文而言，西南联大的回忆或许只是一片灰暗。话题回到这本《合肥四姐妹》上，尽管台湾作家朱天心对此书评价极高，与《往事并不如烟》相提并论，但可能是经过转译之故，文笔未有多少惊喜之处。全书读毕，颇感有似书法中的工楷，工整娟秀有余，洒脱大气则略有不足。

在线阅读：《袁世凯真相》

　　前年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海南出版社，2006年）曾让陶菊隐大红过一阵。无庸讳言，陶菊隐作为记者，长于事实描述，短于评论综述。但是他的叙述如果经过认真分梳，也不乏闪光之处。新近推出的《袁世凯真相》（线装书局，2008年1月）同样难以逃脱上述特色，但是考虑到袁世凯在近代政治史上之重要地位，因此也值得认真对待。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阅读此书，当先剔除符号化、脸谱化的立场，方能体会到当中描述细节之意义，否则象“与虎谋皮”、“野心暴露”这样的描述，反而无助于客观看待袁世凯在近代史上的价值所在。

　　如何看待袁世凯，应该是如何重新审视整个近代转型史的一个重要指标。民国民主议会政治的衰败，并非只是因为袁世凯的称帝而功亏一篑，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甚至有必要重新审视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张朋园先生费力多年而完成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民国民主政治转型的关键处。仔细读来，可见当年议会政治所需社会土壤之阙失，最后造成党争贿选，彼此毫无妥协，政治权威缺位，因此政治失序，社会问题丛生。袁世凯最终称帝，固然有其私心作祟之缘由，但是结合到那样一个政治社会的大背景和以后数十年的纷争，史家或许可以对袁世凯做出一番更为公允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