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好是我收藏老照片的第十个年头，由于我的许多珍贵照片第一次都是在《老照片》发表的，对《老照片》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与《老照片》的忠实读者也形同未曾谋面的知己，所以此刻很愿意与大家分享十年收藏的心得。
很早以前，我就有为照片写几行俏皮话自娱的癖好。1995年，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带领一个编辑小组编了一本大型图册《台湾战后五十年》，此后就迷上了编图片书，同时为了编书，开始收集图片。所以，从一开始我收集照片就是为了写解读历史的文章和用来编书的，跟许多作者和编辑一样，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照片收藏家。毕竟，好的、珍贵的照片价格不菲，尤其成批地取得需要相当的花销，非编书和写文章的稿费所能支付。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做下来呢？大概还是自己对文物本身怀有强烈感情的缘故，以及“一旦想要，就拼命要到”的天生个性使然。有时为了把原版照片拿到手，我只好去借钱，甚至抵押房子贷款，以收购更多的好照片。无形中，买老照片既使我耗尽储蓄，也逼着我拼命开源，激发起特殊的工作动力。
尽管如此，我的情况与一些专门的照片收藏家还是不太一样，由于收购照片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所以照片内容是高度定向的，久而久之，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像收藏变得相当齐全，而且大都是原版照片，在某些方面，就规模而言，我敢说我的收藏可能不亚于一些大中型博物馆或纪念馆。此外，由于自己也研究文史，深知好的说明文字能让历史照片更有力量；反之，好的历史照片也能带来新的历史视野，催生新的历史论述，使社会变得更有智慧。
1996年到1997年，我开始在东京书店街收购老照片。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在东京生活过，但当时并没有收购的念头。事实上，许多台湾出版社和文物贩卖商早就在这里“淘金”了，但他们所“淘”的主要是关于台湾的东西，在台湾可以成为出版资源，也可以直接贩卖，所以价格不但被抬得很高，而且这方面的照片差不多已被各路人马抢购一空。于是，我把目光转到与中国大陆相关的东西。由于日本侵华时间长达半世纪，这些照片和史料的数量十分庞大，不过受到台湾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台湾出版商对它们兴趣不大。至于中国大陆，当时老照片市场尚未开发，一般人出国限制又多，不会有人特别跑来东京买老照片，最多就是大陆旅客或留学生偶尔买一两本当成纪念，所以与大陆相关的老照片就相对价廉。这种情况使得我，就像一个有购物狂的女人走进一家低价超市一般，瞬间情绪失控，疯狂地采购。没错，当时我就是这副德性，几乎是看到什么都要。今天回头看，有些东西并不值得买，不过也有不少东西被我占了便宜，因为它们后来变得很昂贵，甚至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收藏者都把好东西抓得紧紧的，不愿意出让。
无论如何，自1998年起，我一边收购老照片，一边大量使用它们，我编了许多的画册。这一年，我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看见当时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极为畅销的《老照片》一、二、三辑，我觉得这正是自己喜欢的形式，图文搭配，饶富兴味。唯一的问题是，里面照片的质量不平均。于是我打电话到《老照片》编辑部，刚好是主编冯克力接的，我告诉他我有好照片，想整理一篇稿件投稿过去。他很热情，欣然接受。于是，不久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刊在接下来的《老照片》的第五辑里，内容是关于蒋经国一家的生活，这也是我在大陆书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久，我前往《老照片》编辑部所在的济南做客，此后跟克力成了莫逆。我们都是老照片的“票友”，只要看到没见过的好照片就会兴奋不已。其实，我最初买老照片时，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动机，更多是当成生活娱乐，就像过去有人喜欢看京剧、看京韵大鼓，喜欢下棋或品茶，慢慢地玩出心得。
往后几年，我跟克力在北京碰面时，总会找机会到圆明园或北海公园散步，聊的大多跟老照片有关。我拿出在日本买的《第三师团山东派遣写真集》，这是日军制造济南事件的记录，还有《中华民国战局大观》，记录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里面很多的照片超越了我们所习惯看到的。虽然这些都是印刷品，不是原版照片，就质量来说比较差，不过就内容来说却不必然，有一些主题和内容非常罕见，就像《中华民国战局大观》有着中原大战最完整的影像记录，而在过去两岸中国人的教科书和出版物上都没见过。就像战争过程中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率军进出北平城的情况，我们中国人好像一张都没有，在这本书里却很完整。另外，日军侵华过程中，日本新闻媒体出版的各种“事变”的写真集印刷量很大，质量虽无法跟原版照片相比，但是因记录详实，里面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画面，颇有史料价值。譬如日军对陕北洛川进行猛烈轰炸的空拍照片。洛川会议决定了共产党加入抗日联合阵线，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轰炸洛川的照片等于印证了共产党的积极抗日，价值自在其中。
除了这类大量的日本侵华宣传品外，接下来的原版照片的纪念写真，数量最大、最常见到的是《亚东映画集》，那是战前日本人的中国旅游纪念照片集，内容庞大，涉及中国各地。这些照片后来在中国大陆的刊物上频繁出现，也有的编辑成册，前两年在拍卖市场上热过一阵子。由于数量庞大，内容重复，同一本映画集中的照片有好有坏，收藏者渐渐不再视为珍品；尽管如此，有些《亚东映画集》仍有少见的版本，譬如我就找到一批老西藏的照片，时间从清末到民初，刚好弥补我们现在的空白。还有一批老北平的照片也比较少见。除了《亚东映画集》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照片册，大部分是静态的风景画面，我个人则偏好那些带有历史意涵的照片，譬如我就收集了一家日本石油商社在东北拓展业务的照片集（共四册）以及一个日本东北开拓团的照片册。前者记录了日本殖民东北期间，日本工商界人员的活动，反映了一个新富阶级的兴起，他们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编织发财的梦想，过着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后者反映日本的贫农在东北的垦殖生活，尽管他们无意间做了侵略者的帮凶，但本身也同样是时代的受害者。另外，还有日本商社人员由朝鲜南部的釜山搭乘火车，穿越朝鲜半岛，进入中国境内，直达哈尔滨的火车之旅。由于这类私人整理的旅游相册并非宣传品，所以当事人一路猎取的画面很能反映真实的环境。譬如东北大城市的市街景象，以及市井小民的形象，让人凝视良久。至于伪满成立时，日本军部出版的《大满蒙立国纪念志》精装本，里面有许多重要的照片，包括伪满全部内阁成员的肖像。还有日军发动群众制造伪满民意，对这些过去中国人都比较少见。我认为日本对东北的影像记录非常重要，就像欧美人士对早年中国的影像记录许多也是侵略行动的副产品；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只有提升我们整理历史影像的能力，才有可能强化我们的历史解释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日军私人相簿中足以印证侵略史实或作为新史料者，则是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第一级档次的收藏品。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所引用的日军暴行照片都是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因为受难者连命都没了，如何有力量记录日军不欲外人所知的行为？因此，只有在日军投降后被缴械，或良知未泯的日军官兵事后自己拿出来时，我们才看得到这些骇人的画面。现在我们则加上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中国人主动到日本的老照片市场上去找。战后有许多日军的私人相册流入市场，里面就藏着重要的影像史料。一般说来，大部分日军私人相簿只是记录占领区的生活，静态景物较多，反映的是日军和日侨高人一等的社会生活。比较重要的是特定战役的私人相簿，记录的包括从“出征”到“凯旋”等完整过程，有些并不一定包括烽火连天的实战画面。如果有实战以及中国人受害的画面，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这类老照片不容易找，需要碰运气。我收藏了十年的老照片，如今也只碰上过三本，成了我所收藏的日军侵华照片中的三本“镇馆之宝”。其一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其二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其三是1937年由“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的日军照片记录。三本相册都是日军私人所收藏，都有激烈的战争画面以及过去很少在照片中看过的中国人遭欺凌的画面。此外，这三本私人相簿还有一个特色，即当事人都将当时的中国邮票或钱币贴在相簿的前页或后页，作为某种占领的象征，反映征服者特殊的心理。过去，无论是老照片或是钱币的收藏家都没有特别意识到这种现象，更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前一阵子，我特别去请教邮票钱币专家郭学广先生，问他，如果红军老区的粗糙邮票和钱币反映当年革命艰苦奋斗的精神，那么被日军强贴在其征服照片册的中国邮票与钱币，是否也成了中国人苦难命运的象征。他同意我这个论点。他表示，任何征服者都收集战利品，不管是实物或照片，都拿来作为占领的炫耀，邮票和钱币代表着国家机器和国家文化，将占领地的邮票和钱币贴在战争纪念相簿上，更能满足征服的心理。我们都同意，如果能收集到更多的藏品，应该可以发展出有关老照片、邮票、钱币收藏的新的论述。我曾经拜访过中国大陆主要的爱国主义纪念馆，看过他们的原版照片收藏品。如果他们的级别划分可作为标准，我非常确定这三本日军私人相簿可为国家纪念馆的藏品，价值不菲。
以上所说是有关我在日本老照片市场收购的情形，反映的是日军方面的影像记录。至于中国人抗战的摄影记录，除了过去两岸中国人常见以及大陆近年陆续发现的八路军抗战照片外，台湾这边的档案照片其实也相当丰富。我把这一部分列为广义的民国史的照片，包括民国时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动态的照片。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努力在搜集，其中有两项比较重要的收藏。这一年，台湾政党轮替，大环境丕变，我经过慎重考虑，离开了一家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的报社，自己独立开办了一个文史工作室，用自己的方式在台湾落实中华民族历史教育工作。中年转业，难免几分茫然，而且缺乏外界资助，所谓“文史工作室”要靠什么撑下去？过去几年靠吃老本买的老照片和旧画报，还堆放在书房里，有些连书店的包装都还没拆开。可以说，我周围的朋友对我是否能做下去不无疑问，过去离开单位试着一个人干的同事，往往不到两三年就被迫硬着头皮到另一个单位上班。事实上，如果我失败了，不仅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挫折，也等于自己原来整理老照片的抱负被证明是窒碍难行的。
2001年3月间，我的台湾文史工作室正式开张了，开幕展是“存亡之秋——第一届正副总统选举”，内容是1948年5月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正副总统前后过程的照片。这一天，许多报社的老同事都来捧场，我也准备了饮料和水果招待，大家在报社外欢聚一堂，颇有欢送出征的气氛。尽管前途未卜，但这一步总算是踏出去了。
我的开幕展照片，推测应是当年南京专业摄影师唐诗礼先生拍摄的，有三百多张大底片，内容大致关于1948年南京、上海一带的政治动态。由于是原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质量极高，是我收藏的老照片中极少数包含大底片的。这批珍贵照片文物在台湾市场出价较高，不过那时中国大陆主题的东西不像台湾的东西那般受重视，本地买家兴趣索然。我获得信息后赶紧买回来，现在成为我收藏品中极为珍贵的一项。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台湾的环境特点，台湾并没有经历类似“文革”那样以破坏传统文化为号召的政治运动，因此旧文物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此外，1990年代“民主化”以后，“党”“政”“军”的纪律标准有所改变，加上政治环境巨变，许多因故流到民间的重要照片和档案文件，当局并没有法律可以追究；反之，在民间出钱收购的人就自然拥有这批文物的财产权，如果官方要收回，必须再出钱买回去。在官僚机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下，对于流散民间的重要照片和文献，多半是不闻不问，尤其现在实施政党轮替的民主制度，明天到底是谁当政也没人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2000年9月，我收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杰的八箱文件与照片，这是黄杰过世五年后由黄杰家中流出的重要资料。黄杰系黄埔第一期学生，由北伐战争开始，一直带兵，大陆易帜后，由越南辗转撤往台湾，几乎无役不与。他的作战日记光看目录就让人怦然心动，包括长城战役陆军第二师师长作战日记、淞沪战役税警团团长作战日记、云南大反攻（腾冲、龙陵战役）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作战日记，等等。国共内战期间，黄杰于三大战役之后据守湖南，几度到浙江溪口接受蒋介石面命，后来陈明仁倒戈，他只好带兵南下，在解放军的围追下进入越南，成为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成建制的国民党部队，也成了国共内战末期的一段传奇。黄杰虽然不似杜聿明、薛岳、汤恩伯那样一度名闻天下，但他终究是第一线的国民党将领。更重要的是，在民间抗战文物的收藏品中，这种等级的抗战史料是极为罕见的。我曾向收藏界进行了解，一般抗战军人手稿多半只到连营一级，许多甚至没有明确头衔。1944年秋的腾冲、龙陵战役震撼国际社会，是抗战末期最重要的战役。中国动用了两个集团军近二十万人的精锐部队，付出重大代价，三个月打通了滇缅道路，与美英联军会师。2006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大陆许多媒体对这场大幅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役有着大篇幅的介绍，尤其感性地描述了龙陵、腾冲一带的阵亡将士野坟。而阴错阳差地，这场大规模战役中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作战日记到了我的手里，我相信，这批文物如果拿去大陆展览，本身就是新闻。
总而言之，我对民国史的照片文物，尤其是中国抗战、日军侵华以及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动态留意较深。过去十年虽然做得辛苦，但觉得很值得。自己开办工作室的初期，为了生存，到处拼命写稿，其中高稿酬的香港中文《亚洲周刊》和台湾《商业周刊》曾经是我与全球华人进行历史影像对话的重要园地。此外，我也承接了台北市政府的一些抗战历史图片展览。至于中国大陆方面，毫无疑问《老照片》是首选，也是我们共同成长的读物，后来我也为南方的一些刊物供稿。几年前，我就曾告诉克力一个关于整理抗战照片的构想。坊间并没有一个类似“抗战照片档案”的东西，过去抗战照片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反复翻拍，质量很差，有些已到了影印的水平。如果今天我们出版的抗战画册与三四十年前的内容和质量差不多，那我们如何对得起流血牺牲的先人呢？我认为应该投入人力和物力，大量收购整理抗战照片，最好是原版的，最后整理出一套近三千张高画质的抗战照片档案，内容包括主要战役、人物、战时庶民以及胜利后审判日军战犯和汉奸的影像，做这样的事一直是我的梦想。去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编辑制作的抗战图文进入了一些大陆主流平面媒体，呈现了大量高质量的新的抗战照片，让中国人的抗战照片更上层楼，部分实现了我投入老照片整理工作的理想。
当然，这项工作是无止境的，目前还只能算是起步，未来希望有更多志士仁人竞相投入，成果必然也会更为全面。倒是无形中，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老照片收藏达到了相当的数量，许多朋友常问我到目前为止一共收了多少张老照片。老实说，我收藏照片的总量并不惊人，因为自己并非专业的收藏家，不具备那种财力。我的收藏始于对文史和照片的强烈爱好，以及一股莫名的民族使命感。同时，最初我也没有很强烈的收藏意识，买老照片只是为了要挖掘历史知识，因此不注重数量，比较在意的是历史内容的准确与稀有。最近，我开始有较高的收藏意识，脑中跟着萌生一堆稀奇古怪的收藏念头，譬如去年连战主席首度访问大陆时，带了一百多本《台湾通史》限量珍藏版的亲笔签名书，送给跟他会面的大陆首长。这书现在没剩几本了，我通过关系取得两本，请连战先生亲自签名盖章；换句话说，胡锦涛主席与贾庆林主席由连战主席手上收到的签名限量珍藏版《台湾通史》，同样的东西我也“搞了两套”。另外，今年国民党纪念“五四”，在中央党部挂起了胡适的巨像，有两层楼那么高，马英九先生不仅发表纪念专文，还在为胡适巨像揭幕时，自娱娱人地念了一首胡适的诗。现在，这幅胡适巨像已经进入了我的收藏，不过，当我的眼睛进而盯上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上方的巨型青天白日徽和“中央委员会”的金色大字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东西不能给你！”
（原载2006《老照片》第四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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